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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designerDrug ( 夏秋冬药), 信区: Postgraduate
标 题: 新浪网：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先生专访——过客匆匆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5年02月22日19:48:22 星期二), 站内信件
我对天津的好感多半来自那里“张大民”式的平民气息。算起来，去天津也有五六次之多
，却没有一次是计划中的：在北京办事有空闲时，便会惦记着去天津顺一趟，逛逛劝业场
、南市街、解放桥，当然，还有八里台南开园的老友们。
在采访侯自新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很少谈及自己，一直在讲南开园里的新闻旧事，讲
年逾九十的老校友陈省身，讲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这样的讲述出现在慵懒的午后，很容易
导出错觉——仿佛一束追光打在空旷舞台的一角，人到中年的侯自新就在光晕中央，那舒
缓、淡定的声音荡漾开去，瞬间将听者包围。
南开园算不上古朴，侯自新说，那是劫难造成的。侵华日军占领天津时，南开大学几
乎被炸平了。只留下一座楼，因为投到那里的炸弹是哑弹。也就在那次，铸于建校之初的
一口校钟被日军掳走。几年前，重铸的校钟又回到南开园，每逢开学和放假，悠远的钟鸣
会引来不少市民汇聚。“重新铸钟就是让学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侯自新说。
不能不提到周恩来先生，他是南开人的骄傲，曾写下过“我是爱南开的。”1919年的
那个秋天，从日本回国的周恩来进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尽管不到一年后便转赴法国勤工
俭学，但他注册的62号学号被长久地留存下来。在周恩来先生身前身后，南开园走出大师
无数，科学家陈省身、吴大猷，著名戏剧大师曹禺……尽管如此，曾经民办的经历使南开
人更具备忧患意识和自力更生的能力，直到今天也未改变。
谈到南开大学的发展，侯自新说，“不要丧失信心，不要失去目标，在历史长河中我
们总是匆匆过客，要把我们的事情做好，为后人铺开一条道……到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会很安心。”
这句话，我常常想起。
李清川：在读南开的校史时，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南开是私
立学校，规模也一直不大，南开似乎也寻找到了小规模发展的路径。但今天中国的高校，
似乎都在忙着扩招、合并、跑步追赶世界一流大学，在这样的潮流里，南开大学是怎样一
个姿态？
侯自新：现在都承认这样一个现实：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
结构的转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面临着一次非常大的
冲击。但这并不是我们面临的第一次冲击，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时，已
经对教育提出了一个要求，现在，高等教育又面临着新要求。
首先，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速度，由于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激增，1999年国家下决心扩大
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9%到现在的13.2%，这是很大的变化。其次就是建设一流大学，按照
中央的指示有两个重要工程，211工程和建设高水平一流大学计划。这两个工程的实施都是
要培育一批适应国家建设需要，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院校，使得我们的高等教育不
仅在覆盖面上达到一定规模，而且在质量上有所突破，与我们的国家地位相适应。这两大
举措应该说是空前的，这是靠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来实现的，早了不可能达到，晚了就要
误事。在这两个问题上，中央的决策都是非常重要的，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也是空前的。一个方面，国家下这么大的决心，拿出这么多的钱来，我们多年梦寐以求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的机会来了，但同时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我们来说，如何抓住机
遇，真正缩小差距是最重要的，特别是我们这种学校，主要任务还不是扩招，而是要把我
们的水平提高上去，这当中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寻求自己的定位，怎么样
来实现这个目标。
李清川：历史上，南开是一个很有传统的学校。
侯自新：你说的很对，南开大学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建校的，它与北京大学和清
华大学很不同，北京大学当时是清政府办的，也就是说是国立的，清华大学主要是靠洋人
办的，而南开大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办的，是所私立大学。创办人严范孙、张伯苓先生是
近代很有名的教育家，1904年，张伯苓先生在天津先办了中学，当时是把一个私塾办成学
校，开始了西式教育的实践，15年后他决定办大学，到日本进行了考察，最终创办南开大
学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己筹款来解决生计和发展问题的，这个传统对南开影响深远。
李清川：除此之外，张伯苓先生为南开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
侯自新：张伯苓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硕士，一生中两次到国外留学，回来后
的办教育的想法差别很大。第一次，他的想法是把国外的办学理念、办学经验用在我们的
教育实践重中，基本是按着西方的模式在办，但一段时间后，出去又回来，他的想法变了
，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国化”，就是说你办学是在中国办，是在天津办，你的教学就必
须和中国和天津相结合。当时我们学校有两个系是最好的，一个是经济系，因为天津是北
方最主要的工商业城市，北京当时是政治中心，不是经济中心，而天津是铁路、公路、海
运交通汇集的中心。在30年代，南开大学的“物价指数”是非常权威的，起着指导性的作
用，当时还没有国家统计，直到现在研究经济史必须要研究南开大学的“物价指数”。此
外，天津是沿海的工业城市，化学化工工业非常发达，盐场是中国人发明的，南开大学起
了很大作用。所以在30年代就有了这样的两个研究所，一个是经济研究所，一个是化工研
究所，这说明当时的办学和中国的实际非常契合。当时的南开大学又是抗日救国思想的发
源地，所以后来日军在占领天津后把南开园炸毁了，因为南开大学是日本人所痛恨的。现
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历史是非常光荣的，我们的老校长是很有远见的。
李清川：一所大学的个性与特质总是在岁月磨砺中渐渐形成的，历史赋予南开的是什
么？
侯自新：南开大学被毁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就把南开大学、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组成联合大学，在1937年迁到长沙，1938年迁到昆明。经过战争的洗礼，南
开大学在南迁时受到了磨练，又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个哥哥那里学到了很多。三所不
同的大学，三种不同的办学理念在西南联大得到了很好的融合，这对我们后来的办学有很
大的影响。
说这段历史，最重要的是想说明南开大学最大的特点是植根于中国本土，和中国的具
体情况相结合，和地方上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另外，因为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学生必须
要考虑毕业后的出路问题，所以我们的校风是非常朴实的，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
新月异”。公，即为社会服务；能，即为社会做贡献的能力，不同时代都可以赋予它不同
的内涵，从中国古典文化发展到现代文化，发展到和西方文明的结合，这句话的本身也在
不断发展。南开大学的学生秉承了这种精神，注重实实在在去做事情，不断进取，这种精
神一代代传下来了。
李清川：今天来看，一所大学形成自己的特色需要什么条件？
侯自新：一个是内部条件，即大学要根据自己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另一个是
外部环境，即大学外部的发展环境应该是宽松的，使大学在发展目标上有比较大的自由选
择空间。
李清川：我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看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雕像，他应该是南开的骄傲。
侯自新：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实际上他在南开大学不足一年，1920年就到
法国勤工俭学去了，但周恩来是南开中学毕业的，接受了四年的完整教育。他在日本留学
时，张校长正好从美国回来经过日本，他去看校长，张校长说我要回校办大学了，希望你
们回来读大学，周恩来就回到了国内。周恩来对南开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人格魅力、对
事业的态度，都堪称楷模。
李清川：您刚才提到了陈省身先生，他是什么时候回到国内的？
侯自新：他在1930年从南开大学毕业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然后去了法国
，后来在30年代中后期回到国内，在西南联大任教。二战期间，他去美国访问，做了一些
很好的开拓性的工作，战争结束后，由他来组建中央研究院的数学研究所，后来到美国后
，在芝加哥大学任教。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开始解冻，1972年他就回来国内。这30年中
前面的20多年，由于身体状况的因素，每年基本上回来一次，1999年他决定回来定居。现
在南开大学就是他的家，偶尔也会到国外去走一走。90岁的人，眼不花，耳不聋，谈吐比
较清楚，只是腿不行。
李清川：有时候，传统也会成为负担，南开大学是不是也面临着扬弃传统，吐故纳新
的问题？
侯自新：是的，抗战前，南开大学最多也不过1000多名学生，100多位教员。在近20年
中，南开大学作为国家的重点大学，作为首批进入211的学校得到了重点支持，我们自然应
该肩负建设高水平大学和向国际一流大学迈进的责任，我们责无旁贷，也是社会各界对我
们的期望。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要结合自身的实际，继承我们的传统。南开大学现在是公
立的，但因为它曾经有这么一段民办经历，所以一直有一种自力更生的精神，要靠自己的
努力去把事情做好。当然，我们也要争取国家对我们的投入，但更重要的还是靠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从物质上，南开大学可能要比其他学校差一些，原因是我们历史上有两次大
的灾难，日本占领天津的时候，学校几乎被炸平了，只剩一座楼，那也不是日军不想炸，
是那个炸弹没有爆炸。几年前，我们专门铸了一口校钟，原来的校钟被日军掳走了，重新
铸钟就是让学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现在它已经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个景点，开学、放假的
时候我们都要鸣钟，很多市民也赶来看。再一次就是1976年的大地震……所以，实事求地
讲，在物质上我们和其他学校相比要差一点。
李清川：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南开大学很不错，但毕竟是所小学校，特色也不够鲜明
。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在您的计划里，南开大学应该办成什么样？
侯自新：我们有一种精神。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相比，我们
还有差距，但这些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在考虑的是，南开大学能办成什么样的学校？从实
际出发，我们不一定要做最大的，我们选择求精求强。
南开大学历史上就不是一所很大的学校，小的学校一样能做好，像法国巴黎高师，只
有3200名学生，他们讲，normal的解释在拉丁文中就是示范的学校，所以说，小点的学校
不是不可以办好。南开大学的规模是不大，但是结构要合理，即“规模适度，结构合理，
特色鲜明”，要办成这样一所高水平的大学，是我们第一步要实现的目标，我们主要从办
学质量、办学效率、办学水平上下工夫。我们现在的人数是17000名，到2005年人数控制在
20000名左右。本科生现在比较稳定了，研究生还希望有一定的发展，我们希望达到12000
名本科生、8000名研究生的规模，3：2的比例比较合理。对研究生，我们要保留一部分，
淘汰一部分，也要从其他学校吸收一部分，这样才能保证研究生的质量。
结构上，我们要重点调整好学校的学科结构，南开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经过改革
开放20年的发展，我们发展了技术类的工科专业，比如电子、信息、环境工程、光学工程
、生物工程等，这种技术类的工科和理科的结合，传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是有
好处的。文科方面，我们的经济系原来就比较强，我们要加强应用类发展，比如经济管理
、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另外我们还在建设医学系，当然这个工作很艰苦。现在除了
军事学之外，文、经、管、理、工、农、医、教育等门类我们都很齐全，我们的学科结构
也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基础学科的发展，现在则更注重应用
学科的发展，当然这不是要建立在牺牲基础学科的发展之上的，而是一个滚动发展。
在特色上我们的考虑也很多，没有特色的学校就没有自己的风格，是不可能成为一流
的。过去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经济高度的统一，全国高校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管理模式
造成了我们的千校一面的结果，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十年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的特色是什么呢？南开大学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天津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
们要选择有传统优势的化学，这个领域我们在国内一直是最强的，它和生命科学结合形成
化学生物学，为此我们从哈佛大学请了一位教授，他从事的就是生物化学。另一方面要和
材料结合，这既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又适应天津发展的需要，天津市的发展导向是很强的
，研究成果首先要在天津市转化为生产力，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使我们的土壤更肥沃。现
在南开大学把数学作为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重点学科来建设，中央对此也非常关心，国家
决定投资3亿元建设数学研究中心，建成之后将成为国内也是国际上条件最完善、最齐备的
数学研究中心，我们想把中心办成世界数学研究和交流的中心，为此，南开大学也汇聚了
一批世界上著名的数学家。我们的经济系是中国人民大学之外学科最齐全的，我们还要花
更多的精力去把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南开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
要是研究劳动价值论的，我们还有APEC研究中心，这实际上是为国家决策服务的。我们还
要对前瞻性、全局性的问题开展讨论、研究，比如物流学的研究，目前天津市已经把发展
现代物流作为天津市十五计划中的支柱产业。
李清川：您刚才讲到了南开大学的不少特点，我想知道，最鲜明的是什么。
侯自新：南开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务实”，在旧社会，拿到毕业证书未必能找到
工作。其实，你在社会上不仅要表现你的实力，更要表现你对社会的适应能力，你的心理
、生理各方面的准备，这个传统几十年来继承了下来。我们现在学生的就业率非常高，绝
大多数学生都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有个有意思的例子：华为的老总跟我说，他们公司在多
的时候一年要招几千名学生，原来他不要学数学的，认为学数学的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我
们学校一位数学系的研究生，刚去时哪个部门都不要他，但他的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强，不
是抱怨周围环境，而是做事，用实际行动来说话。在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发现他做的
软件非常漂亮，没有毛病。和他相比，很多学生想法很好，也很有激情，但出来的东西粗
糙，老出错，而他出来的东西各个部门都抢着要，后来大家发现南开大学出来的学生踏实
，这都跟学校的学风有关系，我们一直提倡“埋头苦干做实事”。学生自己跟我讲，比较
下来，觉得南开的学风是比较好的，这也是我们自豪和欣慰的。
李清川：看得出来，南开大学花了不小的精力打造一批重点学科。依您之建，一流学
科和一流大学又是什么关系呢？
侯自新：我们建设一流大学的步子是要一步步走的。第一步要建设一个高水平的大学
，这当中首先要让几个学科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
的实力，也没有国家这么大的投入，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学校办的和他们的一样出色，这里
的一样出色，主要是指某些学科可以和他们竞争。我们要重点发展几个学科，其他学科也
有所发展，几个学科办好了，不仅有示范性的作用，也能够和世界上一流的大学比较。
什么是一流的大学？现在还没有一个严格科学的标准。我听到一个很精彩的说法，“
世界一流大学我不知道有什么标准，但一流的学科肯定有一个标准的。”实际上，在某些
学科中你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你就接近了一流大学。其实所谓的一流大学，就是有一批
一流学科的大学。我们应该以特色来取胜，来实现有限的目标。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在这
些学科中汇集一批很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如果他个人已经发展得很好，我们现在的条件
不具备把他请来，所以我们更注重潜力，只要看准了一个年轻人上佳的发展潜力，我们就
可以在南开大学这块土壤中把他培养起来。事实上，我们的数学学科就是这么做的，在全
世界范围中挑选了一批有潜力的人，有些在国际上同领域中是最好的。
这个方法需要一个好的眼光，不容易做到，所以在用人的问题上我们还要胆子大一些
。1997年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战略，1998年出台了一个政策，获得国家青年基金资助的，
或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人事部评为功臣的，我们给予特殊的资助，当时分别有6万元到10万
元的津贴，这在全国还是不多的，现在这样的做法已经很普遍了。这些人的第一感觉不是
仅仅看你给了多少钱，关键是对他们的重视，给了他们多少空间，对他们是否真的认可。
李清川：在这件事情上，南开大学能做的是什么？
侯自新：我们要创造一个很好的软环境。从大环境看，学术界现在功利主义比较重，
急于求成，说到成果就是多少本，多少篇，似乎文章发表得多了，书写得多了，就很了不
起。其实不尽然，特别是基础科学，原创性的研究都是长期积累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提倡十年磨一剑的做法，来积累力量寻求突破。在这个方面，我们
要为他们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同时给他们必要的物质条件，我相信在关键的地方可
以早一点突破它，这样有可能尽快缩小和国外的差距。
大环境中，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对高等教育很重视，再过20年，相信我们高等教
育的水平和世界的差距一定会缩小，在某些方面，我们一定能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提并论。
当然，南开还会再发展，真正建成一流的大学还有更长的时间。
但我们不能丧失信心，失去目标，在历史长河中我们总是匆匆的过客，要把我们的事
情做好，为后人铺开一条道。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时，大家都会很欣慰，都会回头来认可我
们的工作。到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很安心。
李清川：现在的生源竞争似乎也越来越激烈了？
侯自新：关于生源问题，因为南开大学原来是隶属北方区的，所以我们的生源主要是
天津的好生源。可以这样讲，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外，我们的生源是最好的了，每
年都在600分以上，去年我们在天津招生的平均分数是620分。
生源大战现在不得了，谁也不敢打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不敢。每年四五月份的
时候，学校领导都要到各地去游说，然后把中学校长请来，我们亲自跟他们谈，让他们动
员学生，大家都想要好的生源。但是应该说，在三北地区我们的生源是很好的，另外南方
一些地区我们的生源也不错，像在四川、重庆等地；高等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像江西、
福建、安徽等地，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从全国来说，在生源方面我们排在六七名的样子
。
李清川：对那些正在苦读、怀抱一腔报负的年轻人，您会给什么建议？
侯自新：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远大的目标，人生目标是每个人都必须有的，这
使得他能够奋发向上。但最重要的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凡事不要去追求他的浮华空洞，其
实你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从你脚下一步步走出来的。做事情，你不会做要学，做好了就是做
好了，没做好要把它做好。我想，有了一个远大的目标，又能脚踏实地地工作，这样的人
成功的机会非常大，这就是我的人生体会。
侯自新：
1967年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南开大学校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
院校数学研究与高等人才培养中心主任，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多年从事李群、李代数及齐性空间微分几何等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研究解决了一
些长期未能解决的数学问题，被美国及德国的“数学评论”聘为评论员。他是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李群及其表示理论”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国内这一学科方向的主要学术
带头人。1990年、1998年先后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2年曾获天津市中青年授衔
专家——李群专家称号。
（采编：丁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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