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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ntrepreneur ( 梦萦北大 ), 信区: Postgraduate
标 题: 孔子第72代后裔孔宪铎：躬行教育大半生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2004年10月23日13:10:07 星期六), 站内信件
中国青年报10月21日文章(记者 江菲)
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起来只有两
年，但最终他却取得了国外的博士学位，并先后担任过美国及香港两所大学的副校
长；他已年近七旬，却重返学堂，成为北京大学一名心理学博士生，而导师整整小
他30岁；像他的祖先孔子终身献身教育一样，孔家的这位第72代后人，在躬行教育
的大半生中，仿佛真正感悟到了“子曰”的真谛。
子曰孔宪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2500年前，孔夫子的这
段人生感悟，仿佛正暗合了孔宪铎的一生。这位孔家的第72代后人，眼下正步入“
从心所欲”的境界。一个月前，年近七旬的他，重返学堂，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心
理学博士生。
去年10月，北京大学人事制度的改革风波震荡海内外。此时
，刚从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位置上退休的孔宪铎，被请到北京大学介绍办学经验。
期间，他遇到了现任导师、北大心理学系教授王登峰。孔先生心血来潮，问：“能
不能为我在哲学系安排一次讲演？我在思考‘基因与人性’方面的问题，想听听哲
学家们的意见。”
当天下午，孔宪铎就登上了讲台：“为什么子女爱父母
，没有父母爱子女爱得深、爱得主动？为什么三个和尚会没有水吃？这些现象是否
能用基因学的知识加以解释？”
一个半小时的讲演后，听者热烈鼓掌。王
登峰兴奋地走上讲台，一个劲地说：“讲得好讲得好。你就来读我的博士生吧！就
研究基因与人性。”
这次偶然的讲演成为孔宪铎报考北京大学博士的初试
。半年后，他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参加面试。7月，他收到录取通知书，9月，正式拜
在比自己年轻30岁的王登峰门下。
在常人看来，这多少有些不可思议，但
在孔宪铎看来，这丝毫没有“逾越规矩”。他经常说，年轻时做为了生存不得不做
的事，中年时做有责任必须做的事，到了老年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更何况，孔家
的祖训在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祖训还告诫：要“不耻下问。”
孔宪铎表示，读罢心理学博士，他将继续攻读历史学博士。
显然，孔宪铎
并不缺文凭，更不缺头顶上耀眼的光环。早在30年前，他就在加拿大取得了植物学
博士学位，并在美国洛杉矶大学读完了博士后。不仅如此，他还先后担任美国马里
兰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副校长。
身材不高，满头银发，面色红润。今天
，当这位曾经的大学校长，穿着颜色鲜艳的衬衫，和周围的人嘻嘻哈哈开着玩笑时
，不太熟悉他的人时而会露出迟疑的神情。这时，孔校长就会一本正经反问：“难
道我应该把自己打扮得老气横秋吗？”
也许，这一切都是出于对54年前那
个老气横秋的少年的青春补偿。那时15岁的孔宪铎只是一个偷渡客，孤身一人在香
港纱厂做小工。不要说“基因”学，他连数学都没怎么学过。因为战乱和逃亡，他
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在一起，只有两年多。
有一天他病了。诊所里的人
都用粤语、英语交谈，他一句也听不懂。这时，一个漂亮的女护士出现了。她不仅
会说英语和上海话，还懂医学术语，主动帮孔宪铎做翻译。孔宪铎第一次感到了“
癞蛤蟆与天鹅的区别”。
“你无法想像那种差别给我的刺激。”事隔多年
孔宪铎仍记忆犹新。从诊所出来，他就去补习班报了名。他要成为“天鹅”。为此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铎’（回）也不改其乐”。
从“十有五而志于学”，苦读4年，孔宪铎参加了台湾高校在香港的招生考试，
并最终迈进台中农学院（今台湾中兴大学）的门槛。但起初他丝毫找不到“天鹅”
的感觉。
试题中有“H2O”，他苦思瞑想，也琢磨不出是什么意思，因他压
根没学过化学。大一时化学课照开，他借了本初中化学课本恶补，但要等到同学们
都睡觉了，一个人躲进厕所的小间里，关上门偷偷看。
一次，孔宪铎问一
个同学：“study是什么意思？”那个同学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惊诧地望着他：“
这个词你都不知道？”他没敢再问下去。
终归不是“朽木”。凭着“每晚
只睡三四个小时”的刻苦，孔宪铎的成绩很快从最后几名升为全班第二，并一直保
持到毕业。一年后，他拿着朋友们资助的学费，去加拿大攻读硕士。几年后，又拿
到了博士学位。
“我到现在还不太懂微积分。”事业有成后，孔宪铎毫不
掩饰，“我没学过。但我能记住公式，所以可以使用。”
1970年，孔宪铎
在加拿大获得博士学位后，转而到美国洛杉矶大学攻读博士后，在植物生化和生理
学领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74年，他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正式聘用。
第一
学期结束后，有个学生找到他，试图将成绩B改成A。孔宪铎翻到他的试卷，仔细看
过后，说：“不能改。你的答案就是错的。”那个学生狡辩道：“不是我的答案错
，是你说的英语我根本听不懂。”
“我的英语真有那么糟糕吗？”从此，
很少阅读非学术刊物的孔宪铎，开始大量阅读《读者文摘》和《花花公子》等通俗
刊物，每个深夜都守在电视前看脱口秀节目，收集大量入时的笑话。
以后
每次上课前，孔宪铎会先讲个笑话。学生们笑得拍桌跺脚，气喘不已。看着学生们
兴奋的样子，他郑重提醒他们：无论是讲课还是讲笑话，我用的都是同一种英文。
执教3年后，孔宪铎升为副教授，又过了5年，他成为正教授，并相继在《
科学》、《自然》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他的女儿曾抱怨，因为过于专注学术，这
位学园艺出身的父亲，“把家里的花儿都养枯了”。
家里的花养枯了，但
学术上的花却生机粲然。孔宪铎自豪地宣称：“在当时的植物生物学领域，我是最
出色的10个人中的一位。我的学术论文，今天仍在被不断引用。”
正当孔
宪铎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术声望时，他当年逃离的国度也开始走向世界。
一个中国学生写信给孔宪铎，说自己想出国留学，但没有钱。孔宪铎没有多想，掏
出自己的钱，替他付了10所美国大学的入学申请费。虽然他们至今仍没见过面。
有位中国女学生经人介绍，辗转写信给孔宪铎，讲述自己赴美留学的愿望。
她希望孔教授能借些钱给她。那笔钱不是个小数目，孔宪铎犹豫了。
“那
些天我都没睡好觉，也不敢去办公室，怕看到她的信。”将近20年后，孔宪铎不承
认自己在这件事上的行为只是出于“同情”。“其实是种责任感，是种罪恶感。数
目虽然很大，但我也不是力不能及。如果我的力量允许，却不帮助她，那我……我
就会有种罪恶感。”
从那时起，孔宪铎找到了自己“有责任而必须做的事
”———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
1978年，背井离乡近30年后，孔宪铎以美
国大学教授的身份频繁回国。他吃惊地注意到：有1000多万人口的家乡山东临沂市
，只有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怎么能连一所大学都没有呢？”孔宪铎为此
四处奔走。
经过多年学术训练，使他对数字有超常的敏感和记忆：“北京
有1200万人口，却有大学67所，而临沂一所也没有；2002年，全国高校的毛入学率
已经达到15％，北京、上海达到了48％以上，而临沂还不到1．7％；再看看周边的
地区和国家：台湾的毛入学率是49％，韩国是52％，而美国是81％。”
孔
宪铎最能打动家乡官员的一个观点是：“临沂的孩子都跑到外面去上学，谁还能回
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何能发展？”他向当地政府打包票：只要你们建起
大学来，我帮你们找好老师。
这呼吁一喊就是十多年。喊得许多政府官员
都开始“讨厌”他。这位本来令临沂人骄傲的大教授，一度成了“坐冷板凳的人”
。
直到去年秋天，临沂大学才终于奠基。孔宪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加奠基
仪式。他虽兴奋但也不无遗憾：这是在临沂师专的基础上扩建的，仍然不是一所“
新”大学。“我们不应为建大学而建大学，而是为了增加学习的名额，增加入学的
机会。”
孔宪铎的好友、曾任临沂市副市长的綦敦祥直言相告：“不是大
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钱呢？那可是一所大学呀！”
但孔宪铎认为这个
逻辑不通：“2002年，全国在教育上的投资已占GDP的3．41％，而山东占多少呢？
”他坚持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现在不应该是‘科教兴国’，
而应是‘国兴科教’。”
在家乡许多官员看来，孔宪铎的许多想法“不合
时宜”，但当他的面，他们称之为“超前”。
3年前，孔宪铎从担任了10年
的香港科大副校长位置上退休后，接受了山东建工学院名誉校长一职。在这里，他
管了许多一般校长不会管的事。
学校的大门有两扇，却常常只开一边。这
位名誉校长提出：为什么不都打开呢？校方答：门卫人手不够，怕不安全。“这不
是理由。”他说，“不能为了自己管理的方便，而让进出的人麻烦。”两扇门都打
开了，至今也没发生什么“不安全”的事。
学校里经常有人乱扔废物。孔
校长找到校方，要求增加100个垃圾筒，并且要摆在一眼就能看见的地方；学生反
映打开水的时间太短，他立即向学校建议，早上和中午各增加半小时；甚至在世界
杯比赛期间，他也要求学校一定要进行转播。
“我们办学校不是为了管学
生，而应该是为学生服务。”这是孔宪铎担任近20年大学管理者的经验，“一切‘
以人为本’，不能‘以管理者为本’。”
他任名誉校长期间，不仅以管琐
事闻名，也常常因一些他认为很简单的事没有得到快速处理而恼火。
“我
是个急性子。”孔宪铎解释道，转而又说，“在西方餐厅叫服务员时，他们答：我
就来；而在中国，回答是：请等一下。这就是区别。”
相比上述所为，孔
宪铎最“不合时宜”的想法，应该算是“乡村厕所改革”。
这个想法从
1986年萌生。最初，他只是想推动“乡村厕所手纸运动”，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卫生纸渐渐在农村普及了，他便把目光转向了厕所改造。
一次，孔宪铎
去一所镇中学参观，这是当地最好的一所中学。“教学楼很漂亮，但一进校门我就
知道厕所在哪儿。”他径直进去看，觉得“不堪入目”。
“培养人格要从
尊严开始，尊严从最基本的隐私保护开始。”孔宪铎说，“就算从卫生角度考虑，
也应该把厕所弄得干净点儿，至少要有水冲。”
当地人说，人吃的水都紧
张，哪里有水冲厕所？更何况，室外厕所，冬季冲厕会结冰。
“因为两个
月可能结冰，而让其余10个月都臭烘烘的？”孔宪铎不理解。
他觉得，现
在很多中国人“远虑”太多，因而失去了解决“近忧”的勇气。
“总会有
办法的。”他回到香港，向朋友们募捐了约10万港币，准备选一所学校，建一个示
范厕所：要有档板，有门，有冲水设备。
“一间厕所能改变什么？”有人
不解地问。
孔宪铎想都没想回答道：“可以改变人的观念。可以建立人的
尊严。这就是教育。”
庄子曰：道在屎溺。
孔宪铎表示，自己的一
生结束后，他希望墓碑上不写博士、教授或校长之类的头衔，只写：“中国乡村厕
所运动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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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Hilbert的讨论班上，一个年轻人报告，其中用了一个很漂亮的定理，
Hilbert说:“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wunderbaschon）的定理呀,是谁发现的？”
那个年轻人茫然的站了很久，对Hilbert说：“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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