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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zz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Fri Dec 19 16:57:31 2003), 站内信件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一与孙景坛同志商榷
管怀伦

《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发表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下称孙文)一文,一扫学界陈言,令人耳目一新,且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我祝贺孙景
坛同志取得的成果,但对其主要的论点实难苟同。我认为,孙文之所以得出“子虚乌有”
、“学术谎言”的结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对关键史料释读有误;二是没有把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把握;三是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必然性未予充
考察。有鉴于此,我不揣浅陋,从三个方面提出意见,请孙景坛同志指教。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学术谎言吗?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理论概括和历史概念,基本得到史学界的公认。孙文
把它称之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其最主要的证据是汉武帝在建元六年根本没有
采纳过董仲舒的建议。他根据有三:一、《史记》未记仲舒对策;二、《汉书》虽书,但
自相矛盾;三、《资治通鉴》载之不实。现在我们就来对这三点根据分别作出辩证,其余
则后文论及。

第一,《史记》未记,需要分析。《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通史著作,荜路蓝缕,功不可
没;但我们对它也不应搞新版“凡是”,特别是在论证这样重大历史课题时尤其不应忽视
其下列不足:其一,其言秦汉之事虽详,但“采经抵捂(牾)”。其二,“论大道则先黄
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1)其三,“编
次同类,不求年月。”(2)其四,特别关健的是内容有缺失。刘知己指出,《史记》在
司马迁生前“十篇未成,有录而已”,至元成、间,褚(少孙)先生曾更补其缺,作《武
帝纪》等,但“辞多鄙陋,非迁本意。”(3)因此,史学界一直对《史记·孝武本纪》
颇有微词,只是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司马迁“遭彼腐刑,怨剌孝武,故书违其例,志存激切
”(4)的一种情结罢了,现在看来,不独如此。

第二,《汉书》所书,并无抵牾。孙文指责班固是“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始作
俑者”,主要根据《汉书·董仲舒传》中的这段文字:“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
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
发之。”孙文特别指出,该段文字“背离了自身的《武帝纪》和《儒林传》”。果真如此
,当然是自相矛盾,但所谓“背离”,原非出自《汉书》,而是孙文误解所致。

首先,这里的“初立”不能仅指建元元年,至少应包括汉武帝即位后的前六年。其次,这
段文字已经透露了董仲舒对策的时间信息,即在“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之后,与《
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的记载完全一致,与《汉书·儒林传
》“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的记
录也绝无矛盾。再次,这段文字实际上已经反映出《汉书》对窦婴、田蚡、董仲舒在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历史活动中各自贡献的评价。前二位的主要功绩在“隆儒”,这可以理解为
重视儒学,重用儒生。但纵观他们全部所为,重视儒学层次太低,只是“俱好儒术”而已
;重用儒生,充其量只不过延了几百个文学之士。而董仲舒则不然,他一开始就从思想和
政治战略的高度,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立点之
高,无与伦比。

第三,《通鉴》之误,无关宏旨。司马光之误,古今史家多有驳证。孙文只是再次特别强
调了这个纪年之误。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把董仲舒对策作为一个特殊阶段,纳入到
整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之中,被孙文特别强调的这一点,顿时就变成了一个无关
宏旨的细节而已,更不能作为“学术谎言”和“历史笑话”的证据。

二、汉武帝是怎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
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
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

(一)罢黜刑法——剪枝弱干。罢黜刑名、法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因
为汉初统治思想首推黄老。次崇刑名,法家名声虽然不佳,其术仍在实际中运用,所以此
举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黄老之术在汉初走上治国安邦的历史舞台后,独领风骚几
十年并取得了文景之治的辉煌成果,它也因此成为汉武帝之前几朝君主们的一种思维定势
。但是转型时期的社会,必须要有新的理论作为实践指导,至少也要对旧有的理论作出新
的解释,这已经被历史千百遍地证实。汉武帝即位后,改换统治思想已经具有主客观的基
本条件,但他毕竟少年执政,加之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大权在握的窦太后“又好黄
老之术,”(5)变之过速,恐怕反倒欲速则不达,所以只能打迂回战——罢黜刑法就是
其第一个回合的基本策略。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
之士”。(6)“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
,请皆罢。’奏可。”(7)卫绾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太
傅,尤受文景“尊宠之。”(8)他原是一位本份为官之人,在景帝时已经为相,但作为
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9)现在汉武帝一上台,他一
反常态,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实际包含着深刻的
政治意义。第一,他身居相位,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无识见,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
,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的大气候使他只能终无所言,无所兴废,不便表明
自己的立场。武帝即位,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方才一露峥嵘。第二,作为武帝的老师,
一方面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必然比一般人更了解
汉武帝的思想倾向,纵观他一生的表现,此举实属非凡,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
,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第三,此举的实质意在黄老。黄老之
术统治多年,一时还不具备根本否定的政治条件,所以“打擦边球”,剪除枝蔓而弱其主
干,卫绾批评的几种学说,核心是对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刑名之术的批判,因为“申子之学
,本于黄老,而主刑名。”(10)明白了这一点,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孙文所言:
罢黜申商韩苏张之言乃黄老所为,证据不足,不合逻辑。

但是,很快,卫绾就被“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虽然《史
记》、《汉书》对于此事均语焉不详,如果把它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考察,不难发现,这
是黄老派的政治报复。我们可以说,卫绾既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的第一个发难者,也是汉武
帝上台后上层政治斗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二)、议立明堂——公开较量。议立明堂,以宣政教,既是儒势继续进攻的态势,又是
黄老进一步反击的契机,围绕此事,双方展开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较量。

卫绾免相后,汉武帝以魏其侯窦婴为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但是,窦婴、田蚡因“俱好
儒术”,一上台,即“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12)王臧乃读《诗》之
人,“赵绾亦尝受《诗》于鲁申公。”绾、臧登台即唱戏,“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
,”但又“不能就其事”,于是推荐鲁申公。当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时,他只说了一句
:“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14)此话绕水,实则告诉武帝:看准的事情就
去干,不用多渲染。从申公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当时政治和学术上两大派系的暗中较量。

果然,列侯“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15)“菲薄五经,
”“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更有赵绾不避风险,“请无
奏事东宫”,“是以窦太后不说”,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武帝无奈“尽下赵绾,
王臧吏”,(17)对此险恶形势,绾、臧以自杀了事;而“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18)申公则“疾免以归”,一场热热闹闹的议立明堂终于未得善终。在这个回合中。儒势
损兵折将,黄老出尽风头。

(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学。议立明堂的一帮哥们被打倒以后,汉武帝因身边的班子
被改组,只好以退为进,静待势变,好几年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敏感的大文章,直到建元
五年,地位进一步巩固以后,才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置五经博士。”(20)此举
对儒学的表彰意义不容小视。其一,增加儒学经典作为官学。西汉初年,博士之职百家都
有,儒学只有《诗》和《春秋》等设置博士,现在增加到五经,且使之官学化,不仅对统
制社会思想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使博士一职从此质变,开始向儒家经学博士演进。其二,
壮大了儒学势力。置五经博士后又规定每一个经学博士可以教授十个弟子,此举大大增加
了高层次的儒学人才,壮大其势力不言而喻。其三,提高儒学地位。其后汉武帝又批准公
孙弘为博士弟子“复身”(21)的奏请,使儒学的徒子徒孙们得以终身免除徭役,专心治
学,其社会地位的特殊化决定他们所从事的术业也随之特殊化了。其四,有利益统一儒学
思想。汉代推重师道,不改师法,违者会受到严重非议。五经设置博士,博士传弟子,弟
子再传,层层教授,易于避免对经学理解的纷争歧见,便于统一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

(四)、绌抑黄老——政治实现。绌抑黄老宣告儒势取得政治上的最终胜利,为儒学的发
展与被尊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派树倒旗折,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台老板和政治保护神;汉武帝
立即重新起用窦婴、田蚡,以田蚡为相,窦婴为太常,同时任命韩安国为御史大夫,迅速
地控制了政权,儒势因此而柳暗花明。田蚡以外戚和丞相双重身份,乘势“绌黄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22)“使天下之学士靡然成风矣,(23)从而把这出
戏推向了新的高潮,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完成。汉武帝如果不是真心尊儒,大
可不必在大权独揽的条件下多此一举。

(五)、制策贤良——理论完成。政治胜利只是为理论实现开辟了道路,但政治代替不了
理论价值。于是元光元年,汉武帝诏告天下,策间(问)贤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适逢
此时,“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24)“出焉”是指出来对策,而不是象孙文所说的
“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儒学大师,早在景帝时即以即以治《春秋》为博士,“学者皆师尊之
”,(25)“为群儒首”。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惟董仲舒使汉武帝独“贤其对而异
之”,可谓一鸣惊人。

董仲舒在对策中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引伸出君权神授理论,主张任德不任刑,以五常之道
教化人民,达到更化善治。最后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
变,下不知所守。”因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
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26)这就为绌抑黄老之后的历史
任务首先破了题,指出了方向,从而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活动推向一个全新的阶
段。大而言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收刑名、阴阳家言所创立的以“天人感应”
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不仅为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提供了最适用的思想武器,也从理
论上最终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任务。所以,从特定意义上说,汉武帝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系采纳董仲舒建议并无不实之处。

(六)任用儒吏——组织更新。一种统治思想的贯彻,是离不开组织保证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活动在理论完成之后逻辑地提出组织换班的问题。这个阶段是以公孙弘上书(元
光五年)为标志的。公孙弘在元光五年的贤良文学对策中被汉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
”。他乘机上书,说汉武帝“有先王之名而无先王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吏邪”而
致“民薄”,因此要求实行组织更新,得“先王之吏”而化民,为实现这一点,他主张立
学校,“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择
民年十八已(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
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此(比)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
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每年一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以为郎中
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
诸不称者罚。”“以文学礼仪为官”,“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
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
,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27)他不仅提出明确的
组织路线,而且还辅以周密详备的实施意见,真是纲举目张。有些思想,早在董仲舒元光
元年的对策中就已从理论上提出。但他作为高级行政官员,把任用儒吏的思想提到吏治原
则上,细化到操作规范的程度,就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汉武帝当然地批准了这个建议。
从此以后,功臣、贵族、富豪及其子嗣垄断权力的局面有能改变,儒家一向追求的“学而
优则仕”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事实决非子虚乌有。但是孙文在否
定“独尊儒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一个“崇高(尚)儒学”的新概念。其实,这只有文字
学意义上的微妙分歧,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不同。罢黜不是消灭,独尊也是崇尚,怎么能一
边说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边又认定崇尚儒学是客观事实?

三、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不是随从所欲的行为,从根本说,只是历史规律的能动反映。汉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是由以下三点决定的。

(一)、政治转轨变型,思想必须改弦更张。

西汉立国之后,内忧外患百弊并存。政治上,不得不暂行分封,但为时不久,诸王坐大,
“藩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28)至景帝时,终于
爆发“七国之乱”。虽然旋即被平定,由于并未从体制上真正解决问题,隐患依然存在。
这是长期困扰西汉政府的一件事情,也是景帝留给武帝的一道历史难题。西汉前期最大的
边患是匈奴的掠夺侵扰。由于汉廷反击匈奴尚无实力。于是采取娄敬“和亲”之策,苟安
延年,以待时机。景帝时,已经作了反击匈奴的准备,但未真正实施,这一历史重任又留
给了武帝。经济上,西汉初年承接秦末大乱之势,社会凄凉残破,经济彻底崩溃。为了恢
复经济,西汉政府早年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特
别是经过文景两朝的薄赋轻徭,励精图治,终于造就了“文景之治”的伟大盛世。

汉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汉国力雄厚之时,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国力允许的客观条件,
决定他一定会奋然跃起,内多兴作,以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政体;外勤用兵,征讨匈奴以
除边患,同时开疆拓土,扩大汉家基业。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须从多方面转轨变型
,这就需要一个权威的思想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其政治任务服务。而黄老之术“出世
”的性质和“无为”的取向,与其政治抱负处处相左,显然已经过时。于是绌抑黄老,以
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必然地提出了。

(二)儒学名高势大,势在必尊。

儒家是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已经名高势大,与墨学并称为显学。随
着秦王赢政振长鞭,扫六合,一并天下,法家学说也被奉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后则又“
焚书坑儒”,重创儒学,使儒学进入低潮;但“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
。”(29)经秦末大乱后,儒学又重新振作起来。至武帝即位,儒学已经发展到名家辈出
,学科精细的繁荣阶段。“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
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鲁自胡母
生、于赵自董仲舒。”(30)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面思想的旗帜,每一门学科都是儒学的渊
薮,所以很容易统摄社会的思想信息。儒学的发展也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学儒、从儒、
如鲁申公自楚返鲁之后,“退居家教,终生不出门”,但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
”。(31)儒生之众多,儒势之炽烈,儒学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面对这种不可抗拒的学
术势力和思想家群体,任何政治家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和价值,贵因顺势,才是上上之策
,所以汉武帝要独尊儒术。

(三)、实行多欲政治,儒学可用。

汉武帝之前汉代政治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寡欲政治”。但自汉武帝开始逐渐转向“多
欲政治”,这就需要相应的理论支持。汉武帝之所以面对百家而对儒学情有独钟,关键是
儒学适应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首先,儒学自身功能完备。此时的儒学,经过吸纳百家,
整合体系,阐幽发微,不仅形态完备,精英辈出,而且其势难违,儒学积极入世的性质,
特别是它所倡导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随”,与汉武帝的多欲政治最为投合,诸如《
春秋》公羊传开卷即讲“大一统”,这就很合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的政治
需要,因而被拿来作为政治统一,强化君权的理论依据。董仲舒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
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32)其次《春秋》公羊
学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说“复九世之仇”。这正好为汉武帝对外用兵,特别是征讨匈奴提
供了一条“最高指示”。这种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论所无法提供的。再次,儒
学还可以修饰统治行为。历来的旧统治,其本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但总得经过一番
精心包装之后才隆重推出。《汉书·汲黯传》说:“上(武帝)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
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传神之笔,很可玩味一番。汉武帝在封禅泰山时
,“颇采儒术以文之。”(33)名臣倪宽为汉武帝行封禅之事,也“自制仪,采儒术以文
焉”。(34)汲黯曾当面指称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35)此话太过直截了当,
直呛得汉武帝龙颜大怒,拂袖罢朝;但又所言真切,他也无可奈何。即使是主张独尊儒术
的董仲舒,也公开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36)后世据此常说汉武帝阳尊
儒术而阴事申韩,此说中肯。这也是汉武帝以后中国封建时代经常运用的一个统治术,但
也仅是“术”而已。

结论: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适应西汉政治、思想和社会转轨变型需要的重大举
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历经罢黜刑法、议立明堂、增置博士、绌抑黄老,制策贤良和任
用儒吏六个阶段,由政治开路到理论完成继而组织实现,构成一个险象环生、波澜迭出的
历史过程。此举对后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
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
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注:

(1)《汉书·司马迁传》。

(2)(4)《史通》卷2、7。

(5)(13)(17)(19)(22)(25)《史记·儒林列传》。

(3)晁错:《削藩册》。

(28)《汉书·诸侯年表》。

(29)(30)(31)(14)《史记·儒林列传》。

(32)《汉书·匈奴传》。

(34)(27)(21)《汉书·公孙弘倪宽传》。

(33)《史书·封禅书》。

(35)《汉书·汲黯传》。

(36)(26)《汉书·董仲舒传》。

(6)(7)(20)(24)《汉书·武帝传》。

(8)(9)(11)《汉书·卫绾传》。

(10)《史记·老庄申韩传》。

(12)(15)(18)(23)《史记·魏其武安侯传》。

(16)《史记·孝武本纪》。

(作者:南京市委党校讲师)

载:《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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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必三千饮,天生只一根。
                        一根得其所,一日存其真。
                        三千皆是幻,何必现肉身。
                        曲中人不见,斯人即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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