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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Virgin (过客), 信区: Literature
标 题: 沦为商品的大学（转）
发信站: 荔园晨风BBS站 (Fri Jun 1 21:12:40 2001), 转信
沦为商品的大学
作者：许知远
大学不能由成本会计师开办，也不能办成一个紧跟变化的市场型商业性企业。这不仅对大
学自身是一种危害，对于我们力求为之服务的社会，则危害更深。
－－亨利·罗索夫斯基前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如果有一天，我们通过方正集团想起北京大学，通过同方电脑记住清华大学，中国将会变
得怎样？不管是1998年北大100年纪念，还是2001年清华90年校庆，校方与公众津津乐道
的是方正在香港的上市与紫光的收益增长。媒体更愿意报道北大、清华这两个名字如何在
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如何创造了180亿的市场价值，却对大学真正价值避而不谈。就像
我们忘记了陈章良大学教授的身份，而完全视其为懂生物技术的企业家。
与此同时，柏克莱的部分学生正在抗议校方在1998年与瑞士制药巨子Novartis公司签署的
一项协议。Novartis提供给柏克莱大学植物与微生物系2500万美元研究基金；作为加报，
公司优先享有该系三分之一的发明专利权，并且占有研究委员会5个席位中的2个，参与决
定资金如何分配。抗议的学生认为，这项协议无耻地将大学出卖给商业利益，侵犯了大学
基本的自由研究原则。
1964年，当柏克莱21岁的学生马里奥·萨维奥谴责“大学正在变成一家工厂，成为美国工
业界的服务者”时，响应者众。但今天，萨维奥所谴责的事实已变成弥漫在美国高等教育
界的主流气氛，大学不仅为商业公司输送人才，而且更直接地参与商业行为，匆忙地将学
术成果转化为实用效益。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计算机革命主要的驱动
力。该大学早在1990年就设立了“研究鼓励基金”，以帮助教授学术概念转化成实用产品
。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亦设立内部风险基金。即使极度推崇传统学术的芝加哥大
学也成立了一家非赢利性公司，帮助以教员学术成就为基础的新公司的创建。今日的美国
，与大学有关的公司每年共创造340亿美元的财富，提供28万个就业职位。
对于大学过度卷入商业化的浪潮，支持者与反对者同样理直气壮。前者认定在知识发现成
为经济发展原动力的时代，大学必将由边缘走向社会中心。美国强烈的实用主义传统，也
使大学从来就不忘为社会提供服务。一些教育者认为，美国大学在19世纪末的急速扩张与
工业界的成长，正是相互影响的典型。大学为工业界输送了大量懂得农业技术、化学技术
的实用人才。
反对者更多地援引欧洲传统。追求知识本身是欧洲大学不变的传统。不管是巴黎大学、海
德堡大学，还是牛津、剑桥，它们或者会卷入政治斗争、或者为国家所用，但它们在教育
中始终反对实用主义，而致力于培养修养良好的绅士，强调智力与知识是最终目的。大学
绝不能屈服于社会压力，它是我们理想社会的实验室，是庸俗社会潮流的批判者，是新思
想的发源地，是人类最崇高的人文情怀与好奇心的滋养地……德国人洪堡与英国红衣主教
纽曼永远无法相信，大学的存在竟是为了增加商业利益。
对于美国大学的管理者来讲，他们或许知道人文主义者的大学理想，但他们必须面对联邦
政府逐年减少的教育拨款。柏克莱负责人格登·罗瑟说，Novartis公司这笔资金的四分之
一将用于其它系的建设。现在的三座科学大楼分别建于20年代、30年代与40年代，没有钱
，他无法使大学的研究设施现代化，无法维持一流的研究水准。
越来越汹涌的商业化浪潮，暗示了我们的大学正在面临又一次重大变革。中世纪对于神学
人员的需求，促成了大学的发端。教会的优越感让大学变成了象牙塔：18世纪，启蒙运动
带来的精神觉醒，使经济堡改造的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的范例，杰出的人才在此研究世
界，发展知识。
那么今天呢？就像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所说的，大学不可避 地成为
社会的核心力量，成为经济运转的轴心。不管是斯坦福大学还是柏克莱或者中国的北大与
清华，他们都不可能回避日益商业化的社会，而且仅仅用“堕落”来形容这次变革也过于
粗暴。当哈佛大学在1908年培养出第一届MBA时，当哥伦比亚大学在1912年设立新闻学院
时，批评者都认定长春藤不应该培养如此实用型的人才，他们错了。在90年代，牛津大学
拒绝设立工商管理学院的举措，更多源于官僚机制与过分保守的态度，而非有力地抗拒商
业社会。
然而，没有原则的拥抱商业化比牛津大学那样拒绝更加可耻。不管是接受商业公司的捐赠
，还是自己创办公司，大学的管理者与教师都必须明了，这是他们并不得已的举措。他们
需要金钱维持大学的研究、教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是培养更完整的人
格，是追逐更宽广的视线，这是洪堡的理想，也是纽曼的理想。
但是，不管是斯坦福还是清华、北大，它们正在遗忘这种理想。斯坦福的教师们持有大量
新生公司的股票，热情地加入创办公司的行列，他们的学生忙于赚钱而非学习。围绕在北
大、清华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公司也同样证明，赚钱已经变成了大学的主要目的。同时，我
们也看到，那些没有直接价值的空前的漠视。柏克莱自然资源学院的助理院长唐纳德·达
斯坦批评说，企业的损款只会被用在有商业价值的研究上，而关于环保等研究却没有得到
支持。
1998年，乔治梅森大学1700名学生与180名艺术科学学院教授共同起草了请愿书，以抗议
学校越来越不重视本科生的教学工作，越来越强调教育的实用技能。他们写道：“在日益
技术化的今天，教导学生如何超越技术化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
，人文科学遭受的冷遇更加显著。一位计算机系研究生的补画是2000元，而一位中文系学
生则只有300元。计算机系与生物系的件比物理系、数学系好得多。也就是说，不管是创
办北大方正还是清华同方，其最初的目的是为财政紧张的校方提供支持。但很显然，这种
目的已经让位于如何赚更多的钱带来收益的科系。
清华大学的重要性是否与联想集团并无分别？大学教育是否可以用美元或是人民币来衡量
？这是我们都乐于承认生活的目的在于短期致富，那么我们尽可以继续为北大、清华在商
业上的成功欢呼，也应该继续缩减艺术与人文的投入，招收更多的计算机与生物系学生。
但是，倘若我们认为，大学应该提供一些我们的社会缺乏的品质，比如理想主义，比如批
判精神，比如欣赏莫扎特的音乐与塞尚画作的兴趣……那么，我们就必须加倍警惕目前大
学的商业化倾向。在一个人人都抱怨社会不公与迷惘的时代，我们希望大学能够作出表率
，它是我们社会的价值坐标。大学必须培养出温文尔雅、心态健康、想推进社会变革的好
公民，而不是急功近利之徒。同时，大学也必须研究那些看起来完全没有用的东西。没有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的计算机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
是什么让我们记住了北大与清华？是蔡元培与胡适之，是北大在封闭时代引入的自由思想
，是梅贻琦与陈寅恪、杨振宁，他们坚守大学的独立品格、探索未知的领域。我们回忆起
老北大的逍遥作风与水木清华的灵秀，进入这样的大学，意味着年轻的灵魂有机会接触世
界上最崇高的理想，拥有最自由的空间。
几十年后，倘若我们的孩子回忆起的只是北大方正与清华同方的年产值怎么办？况且没有
基础科学的支持，这种产值也是短期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大学与社会共同反思。前者
必须重新树立起自己的教育理想、科学理想、艺术理想；而后者应该意识到，我们应该更
阔绰地投资于教育，不要让大学总是陷入贫困之中。大学的贫困，意味着我们未来的贫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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