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代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一是白话文的普及，二是甲骨文的出土。白话文的普及为新文学与新文化的发展做了铺垫；而甲骨文的出土对中国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不仅完善了中国的文字发展体系，同时也证实了《史记·殷本纪》记载的历史真实性。
（甲骨文卜卦刻辞。）
如果说推动白话文普及的是鲁迅先生等人，那么助力甲骨文的出土就必须要有一个名字——王国维。
（王国维先生照片，“甲骨四堂之一”，王观堂先生。）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历史学科有五大核心素养，其中有一个是“史料实证”，这个“史料实证”观念的出现就和王国维有莫大的联系。王国维在治学上注意新的发现和采取新的方法。他成功地把清代乾嘉学派的考证方法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方法相结合，创立和提倡“二重证据法”。他强调将地下的新材料与地上的文献记载资料相结合。这种方法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但是就当时来看，这对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
在21世纪的今天，王国维先生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他的《人间词话》以及他的境界说：
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在中国的美学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不仅自成一派的创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还杂糅了西方哲学家，例如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在里面。他成功地把西方的美学和文艺思想与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融会贯通。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中国古典词曲艺术。
（尼采画像。）
但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探讨《人间词话》的文学、美学意义；而是通过王国维先生这个人来看整个历史本身。
1911年武昌起义后，王国维带着全家跟随他的好朋友罗振玉去日本侨居四年。再加上鸦片战争以后西学大量传入中国，使得王国维得以接受了大量西学的训练。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他此时是以清朝遗民的身份自居的。我在前面写嵇绍的那篇文章曾经说到过，“历史的车轮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一直要等到王国维先生自尽以后才开始重新转动。”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因为你把他们两个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他们两个其实是有共通点的。因为嵇绍当是被劝说出仕的，当时的时候魏朝才刚刚被篡权，也就是说，当时的司马氏的统治并不是“正统”的，这是“篡权”，是“不正当”的，所以嵇绍免不了要被顾炎武骂。
（三位“明朝遗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那这和王国维先生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当年清军入关的时候，嘉定三屠以及扬州十日，这些汉系人民遭受到的屠杀，这些血和泪的历史，我们依然还记得很清楚。但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这几个皇帝的努力以后，汉人是逐渐地慢慢地接受了被异族人统治的一个事实。
（“扬州十日”示意图。）
其实不能用几个皇帝的努力这样的话来概括当时文人的艰难处境，当时清军入关的时候强制性的要群众剃头留辫子。而我们中原地区早就形成了以儒教思想为中心的伦理观。十三经之首《孝经》开篇便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而现在突然来了一群异族人强迫性的要求他们断发易服，可想而知他们当时的反抗有多激烈。但是到了王国维先生这一代，文化已经重新地兴盛了起来，我们所熟知的桐城派、乾嘉学派等众多学派也开始兴起。此时，文化的隔阂已经没有当时刚清军刚入关时那么深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学问家，只是专心做学问，对于民族的这些隔阂（指汉与满）已经没有多少心存芥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