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的官见到我，都得点头哈腰的，我让他低头他不敢抬头，我让他抬头他不敢低头……”这句话说的就是理发师。虽然对于普通理发师来说，让这些官员轮番低头的机会不多，但是在民国时就真有这样一位理发师，曾让大批的民国政要在他面前低头。
这位理发师的名字叫做罗伯礼，1895年出生于广东顺德，18岁的时候在菲律宾马尼拉加入了同盟会。根据罗伯礼的自述，他的剃刀生涯开始于宣统元年（1909年），那时候他有一个专门的任务就是给革命者剪发。后来他辗转从菲律宾到香港再到上海，并最终在“一乐也”拿起剃刀成为了一名理发师。
“一乐也”当时在上海鼎鼎有名的大新公司的底层隔壁，是全上海最大最具规模的理发店。
因为“一乐也”早已经成为了当时上海理发界的扛把子，再加上罗伯礼曾经的革命经历，因此他便成为了中山先生在沪期间的“御用理发师”。
孙中山
当时中山先生定居在慕多利亚路（旧上海复兴公园旁的一条马路）14号。家里的陈设极为简单，同住的人只有两名副官和胡汉民先生。由于国事忙碌，中山先生理发只能一个月两次，每次都没超过十分钟。根据罗伯礼在1947年接受访问时的回忆，中山先生对于修饰非常简单，发质较硬而从不摸发油。修面的时候中山经常殷殷关注上海工会组织的情况，叮嘱他必须以身作则，负责将理发工会筹组统一起来，并劝导大家缴纳会费，以此来奠定革命工作的底层基础。
理发完毕，中山先生会要求副官向罗伯礼付费两元，并对罗伯礼说：“任何职业在革命工作的前都是一律平等的。”
1920年前后，随着时局动荡，军阀割据，许多民国政要都留居上海为未来进行筹划。吴铁成、郭泰祺、叶楚伧、张继等经常乘坐人力车前往“一乐也”理发。
根据罗伯礼的回忆，吴铁成最讲究修面，修好后一定要再使用电气磨面，剪发时要求慢条斯理。在整个理发过程中，随着剪刀的轧轧声，吴铁成总是闭目不语，静静的享受刀光皂影下这片刻的熨帖和温存。
郭泰祺
著名外交家，抗战胜利后中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郭泰祺，当时年少偏偏，对修饰自然也特别注意。当郭泰祺穿着整洁的衣服挺拔的端坐在理发椅上的时候，罗伯礼便小心翼翼地为他轻抚衣服，熟练而又习惯地为他小心翼翼地保护鬓角上的两堆柔发，因为这是郭泰祺最为爱惜的一块禁地。自耳边以上，不允许露白。
那时候汪精卫、唐少川也都是罗伯礼的常客。汪精卫理发的时候，与众不同。他每次理发前后都要对自己的整个头部面部的美观作一个对比。如果他认为理发后并未有益于他原本的那副“小生”姿态，那么给的小费最多两角小洋。汪精卫对着镜子搔首弄姿的心理，常常让他把金钱和面子放在一起进行等量衡量。
汪精卫
在小费金额这点上，同样年少英俊的郭泰祺就与汪精卫完全不同了。尽管郭泰祺也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也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但他并不会根据自己每次理发后的喜好支付小费，每次都很有规律：理发四角，修面两角，从不给小费。
1930年代前后，罗伯礼还替宋子文在祈齐路（今岳阳路）公馆内理发。当时罗伯礼最担心的是他操剪速度不能符合宋子文突如其来的要求。宋子文要是在理发的时候突然催一声“快”，那么两三分钟内整个理发过程必须要完成，不要搽油，不要整理，付账一直都是每次大洋五元。
对于给这么多的民国政要理发，让罗伯礼印象极为深刻的竟然是孔祥熙。罗伯礼称孔祥熙在理发时所表现出来的宽厚和诚笃，是让他在记忆中始终觉得感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