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记载来自《明史》，反映了明朝建国初期对戏曲的禁令有多严厉。洪武二年，明太祖向全国郡学、县学发布谕令，指出各级地方学校的目的要“礼延师儒，教授生徒，以讲圣道，以革污染之习。”’所谓“污染之习”，就包括元代承袭而来的唱曲、演剧等行为。
朱元璋时期，不但禁止民间演戏，就连政府里专门负责演出的教坊司该演什么，不该演什么，也做了详细的规定。《大明律》明确规定：“凡乐人搬作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义及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明代是历史上思想控制空前强化的一个朝代，为了实现精神层面上的大一统，确保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明太祖实行了一系列禁戏政策、法令，对全国戏剧活动进行约束。但到了明代中后期，的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禁戏令逐渐松懈，几近成为一纸空文。而这时的戏曲，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明太祖又制定了两类针对士大夫阶层的禁戏条令:禁官员挟妓饮宴，禁官员及官员子孙娶乐人为妻或与乐人发生肉体关系。这些法令与禁官员挟妓饮宴一同实施，在整顿社会风气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对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从政策方面来说，整个明代禁戏政策从没有废止过。不少士大夫还以家训、乡约的方式，传递禁戏意识。他们订立禁戏条款，建议全社会范围内抑制戏剧活动，对戏剧作出批判。
在农本思想下，以禁演剧活动来促进生产，扭转社会上奢靡的风气，并不是朱元璋的发明。北魏恭宗和南朝梁武帝时，都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演出戏剧。
明代禁戏政策的思想根源，是从儒家政治教化审美意识中脱胎而来，是在思想控制方面做出的一种更加全面的尝试。明朝是儒家理学影响极深的一个朝代，“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有着很大的市场，唐宋以来文人与乐妓来之间通过互动去传播戏曲的文化活动在明朝中断了很长一个时期，文人与乐妓的互动以及唱和相对唐宋时期大为减少，最终出现了以男性戏曲演员取代女乐的现象。
一个政权建立之初，树立政权的正统地位、获得士大夫广泛认可，是当务之急。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要做的，就是树立崇尚儒家纲常教化的正统形象。
明初通过制定有别于元朝的礼乐制度、开科取士、完善地方儒学教育等手段，努力恢复儒家礼教体制，争取士大夫阶层对政权正统性的认可。
元朝是个少数民族政权，当时的礼乐制度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在士大夫阶层心中，这是对孔子正统礼乐制度的亵渎，必须加以纠正。所以在元代作为礼乐一部分的戏剧，受到政府约束，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明朝确立并体现政权正统性的重要一步。
另一方面，朱元璋在总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时，把在元代官员中盛行的饮宴挟妓、观戏、宿妓等行为，看成是元朝吏治腐败的一个诱因，这不仅是社会风气问题，也是关乎到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特别是那些官员与女戏曲演员之间发生的一些伤风败俗的行为，更是混淆了封建道社会的贵贱之别，背离了儒家伦理纲常。加上官员的挟妓饮宴活动花销巨大，与明太祖倡导的崇俭目标相悖，因此为明太祖所不容。
造成明朝中后期禁戏政策废弛的原因有很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而从统治者本身来说，明代有多位皇帝痴迷戏剧，不能有效施行禁戏政策，甚至还参与观剧等活动，使得“禁戏”逐渐成为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