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陈寿贬抑诸葛亮一案的讨论，既有对古人观点的复述，更有新的亮点，此即李小树的《陈寿“谤议”诸葛亮质疑》一文。如前文所述，晁公武曾怀疑“父为诸葛亮所髡”和“索米立传”二事的真实性，但并未深究，李小树则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他指出，马谡在街亭之役时的官职为参军，而根据汉末官职设置和习俗，参军之下不可能再设参军，所以“寿父为马谡参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实际。就算陈寿的父亲因马谡一事受髡刑处罚，那么时间应当在建兴六年中，秦汉时期，髡刑是五年刑期，当陈寿的父亲刑满回家，距离陈寿出生不足六个月，与常理不符。因此，“寿父亦坐被髡”也不属实。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丕即位后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手段打击曹植的党羽，丁仪、丁廙兄弟和他们的男性亲属全部被处死，自然不可能有儿子在数十年后被陈寿“索米”，因此，“索米立传”之事也是虚构的。《晋书》所载两事均不可信，“陈寿因而不可能以所谓‘父辱’这一并不存在的私怨而‘厚诬’、‘谤议’诸葛亮”[57]。前人已经阐明陈寿评价诸葛亮的一片公心，但对批评陈寿的两个理由未能证伪，而今李小树通过翔实的考证，指明了用来批评陈寿的论据皆为虚假不实之说，这从根本上推翻了前人对陈寿的批评，陈寿所受的千年非议终得澄清。
然而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惰力却是无时无地不存在的。如有人继续称陈寿评诸葛亮短于应变将略是“有失偏颇”[58]，认为诸葛亮六次北伐失败不应“归咎于诸葛亮少于奇谋，短于将略，陈寿若单纯以功业成败来定论其军事才能的话，未免有失公允”[59]。其实这些学者也和前人一样，将陈寿的疑问之词当作了肯定句，背离了陈寿的原意，所以他们对陈寿的批判自然也就难以成立。
五、结语
陈寿史才之高，广为同时代学者所认可。张华称之为“班固、史迁不足方”[60]卷一一，634这未免夸张，但肯定有推崇之意还是显而易见的，而夏侯湛读过《三国志》后，“便坏己书而罢”[4]卷八二，2137。但短短几十年后，在巴蜀地区的流言和王隐的笔下，陈寿便被描述成一个因怀私恨而贬抑诸葛亮的失德之人。究其原因，是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盛赞诸葛亮后，以“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之语评价其军事能力，而这一明显带有疑问色彩的语句却被后人当作肯定句解读。北魏崔浩曾为陈寿辩解，但未能成功为他正名。自唐修《晋书》引用了王隐的观点后，批评陈寿成为学界主流。唐宋之际，蜀汉正统论逐渐流行，诸葛亮的形象也向“完人”演变，当他被置于不可批评的神坛之后，陈寿就成为众矢之的。虽有苏轼等人试图为陈寿翻案，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众多批判声里。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陈寿撰写《三国志》时承担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他发现并指出陈寿对诸葛亮明贬暗褒，而后人断章取义，辜负了陈寿的一片苦心。胡应麟的观点成为陈寿一案的重要转折点，并被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一批清代学者所继承，他们的观点又被后世学者广泛引用，于是为陈寿辩冤渐成主流。当代学者李小树又证明了以往批评陈寿的两条理由均不可信，至此，陈寿所受冤屈终得昭雪。
在一千多年的流传中，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几经更迭，影响逐渐扩大。考察这一过程，不难发现有两个原因导致了陈寿长久蒙冤。第一，使用材料不严谨。陈寿对诸葛亮军事能力的评价，带有明显的疑问语气，可后人都将它视作肯定句，因此陈寿认定诸葛亮不善将略成为了公认的事实，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与陈寿的本意大相径庭。唐修《晋书》采用王隐的说法时谨慎地冠以“或云”二字，后世学者引用《晋书》时却将“或云”省略，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被坐实。明代陆深将材料随意拼合，进一步强化了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正是这些不严谨的行为，制造并夸大了陈寿与诸葛亮间的矛盾。第二，学者引用前人观点时不加考辨，言及陈寿与诸葛亮，往往称陈寿贬抑诸葛亮，而并没有去深入探究这个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地引述前人的说法。一代代学者笃信前人的观点，甚至不去怀疑《晋书》为什么会有“或云”二字，反复称陈寿贪金索米、厚诬诸葛，几乎使陈寿挟恨贬抑诸葛亮的说法成为定论。而时至今日，仍有普及型的、非专业研究性的历史著述将陈寿描述成“无良史之德”[61]194的形象，这表明正确的历史观点、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需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特别是需要随学术研究的不断进展而及时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