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相关史料 记载简略
根据《睢宁王氏族谱·祖德传》中卢瀚荫所作《承猷公暨子琮传》记述：王琮在甘肃固原知州的任期结束，便被户部保升知府，赴京陛见时，遇到权臣和珅。和珅久闻昔日乾隆帝曾赏赐给其父王承猷的十二串明珠，就向他询问明珠下落何在，言辞中颇有索贿之意。但王琮耻于攀附权贵，婉言拒绝了和珅的索求。和珅恼羞成怒，借故栽赃王琮，使其削职为民，并抄没家产。王琮解官回乡后，和其父亲王承猷忧愤得病，先后离世。
这篇传记，其中似有合理之处：王琮获罪于和珅，大约就是地方舆志中对于王承猷父子的记载极其简略的原因。一般来说，古代舆志至州县一级，对曾任知府知州的官绅绝大多数都会单独立传，而承猷父子二人却皆无传记，只是在选举表中留名，这大概就是“为尊者讳”的缘故，而不记其履历和结局。
这篇传记也受到后世王氏家族成员的质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王氏族谱》新修版本中，附加了其后裔王精一的看法：“承猷祖墓志铭记载，在乾隆三十六年病卒于家，又阅原谱载乾隆四十二年琮祖任安州知州时，敕封奉直大夫，可知被削职抄家是承猷公已殁六年后的事。”但这个质疑仅仅是在王琮被抄家削职的时间上有不同看法，而对于被抄家的基本事实并没有否定。可见，卢瀚荫所作传记存在部分可信度。
王承猷以科第贡生的出身踏入仕途，在处于清朝鼎盛时期的承平年代，一步步做到了许多进士、举人出身的读书人都望尘莫及的知府，无疑是靠积极向上的努力和实干。他的平生所任多处于天高地远的边疆，面对的都是统治者眼中的化外之民，但王承猷从不因个人福祸而趋避，一身任之，驰驱万里。乾隆朝翰林院编修周龙官评价他：“于国任事之难，为民之福，身许驰驱，帝奖贤劳，六昭三苗，事善刀藏。”称赞他处理彝、苗、藏、回诸族事务，不以武力而有善果，因而受到朝野之间普遍肯定。
承猷老街 故事颇多
从卢瀚荫所作的传记中还可看出，对于王承猷兴办王官集的史实，尚存在不同说法，但无论民间传说王承猷归里后主动捐资兴建集市，还是因为遭遇诬陷被抄没家业，总之，王承猷家族和这条承猷老街的渊源息息相关，将其称作王官集镇的开埠先贤应该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王氏父子的墓地原葬在王官集圩寨的东门外，王承猷墓中有《皇清晋授中宪大夫历任湖北荆州府知府慎斋王公墓志铭》石刻，为王承猷生前好友山阳县周龙官撰文。周龙官在所撰的铭文中，照例在篇首列举了自己的官名和头衔：“赐进士出身，恩赐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侍直武英殿充大清一统志馆编纂官，丙辰恩科广东乡试正考官，稽查宗人府右翼学教习事务加二级记录三次，前翰林院庶吉士，山阳年家眷同学愚弟周龙官顿首撰文……”而墓志铭的文末则有书写者邹奕存的落款，其头衔和官职为“赐进士及第翰林院侍读加二级记录三次，年家姻小侄邹奕存顿首书丹并篆……”这大约就是多年来当地口口相传王承猷是京官的原因吧。而一般不太熟悉古代墓志铭书写规则的人，是很容易将文章开头那些冠名看成墓主的官职。
1958年，王官集街道扩建至东门外，当地政府通知其直系后裔迁坟，“黑树王”十八世孙王精一和其父亲等多人，将祖坟迁至王官集东沈庄，并将墓志铭一并埋入地下，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王精一等人担心日后湮没先祖身世，遂和同族兄弟计议，在1989年8月16日，将墓志铭单独挖出，予以妥善保存至今。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重新修谱的时候，把全文载于族谱之中，让人们因此窥知数百年前一段家族命运和地方历史交错重合的真实故事。如今的承猷大道，名字的背后有讲不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