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烈腾在杭州所见的“卫生筷”，接近于当下公共聚餐时使用的“公筷”。个人参加公共聚会时，“卫生筷”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私筷”。如国民政府卫生署发表的儿童卫生习惯中规定：“我用我的筷，我用我的碗，自己手巾随身带，一切疾病不传染。”鼓励儿童“一人一筷”，讲究卫生。“卫生筷”还有一种形式，是“分餐制”。日常餐饮，尤其是公共餐饮中的卫生健康问题，1934年《卫生杂志》第19期刊登了鲁六华女士的文章《谈谈卫生筷的利弊》，提出卫生筷就是分餐制的观点。
鲁六华首先提出中国餐饮有家庭共餐和团体共餐两种类型。家庭共餐方面，她说：中国家族制度发达，五代同堂，七世同宗的大家族风气十分盛行。在这样的大家庭中，每到吃饭的时候，人口众多，亲属团聚在一起，相亲相爱，共同饮食，非常热闹。至于小家庭，父母子女也都是同桌吃饭，骨肉欢聚，美味共尝。“我国这种共食的制度确有深长的意义。”但是，社会进步，人事日繁，机关学校团体，日渐增加，“过团体生活的人，很是拥挤。在一个团体之中，南方人、北方人、老年人、少年人，不管张三李四，大家既然聚在一处，都须同桌吃饭，所谓同事同志同学等。虽也可藉此联络感情，交换思想。”这便产生了团体聚餐。如果说所有成员都健康的团体聚餐，不使用“卫生筷”，问题似乎不大。但是，“如遇已坐之中，有一人患肺病或患梅毒的，那筷匙传染，为害非浅。”她进一步指出：如有讲究卫生的人，在同桌吃饭，无不怕如狼虎。但是，有时因苦于纪律关系，或职务关系，不得不和病人同桌吃饭。这种苦衷，在一个多数人的团体中，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有先知先觉者，发明一种补救的办法，叫做卫生筷。”
紧接着，鲁六华解释了什么是“卫生筷”。她说：“什么叫做卫生筷？是这样吃法的呢？这个办法，倒分简便。就是每餐开饭的时候，当一桌小菜摆在桌上时，在坐的各人，另外再预备一只盘子，那么，就未吃饭之前，各人将桌上的小菜，先都箝一部份在自己的盘中。譬如桌上有一碗鱼，在座八个人，那么我就将鱼的八分之一，箝在自己的盘上。以此类推。这样的办法，虽然在食前费些分菜的时光。然到吃时，各人都箝自己盘中的菜吃，既可获共食制的乐趣，又能避免病菌的传染。在不得已中，也未常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从鲁六华的定义看，所谓“卫生筷”，实际上是“分餐制”，即在共餐未食前，个人用自己的筷子夹好自己的餐食，然而进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卫生筷”，确实也保障了卫生。这样一种“卫生筷”，在浙江特别流行。她说：“所以近几年来，各地团体中，风行吃卫生筷的，也着实不少。在浙江一带，尤其是格外盛行。”关于浙江格外盛行的情况，限于史料，现在无法描述。但从葛烈腾的回忆录中可知，浙江，尤其是杭州，确实盛行过“卫生筷”。
在鲁六华看来，“卫生筷”固然有利于公共卫生和健康，但也有缺点和不便之处。“因为一座的人，也许有早到迟到的时候，又同桌吃饭的人，也有箝菜客气不客气。所以在无形之中，也许难免要养成一种箝菜抢夺的流弊。间有因这种流弊而酿成恶感的，反为不美！”此外，鲁六华认为“卫生筷”会破坏中餐美味。“我国文化先进，饮食素来讲究。调味的鲜美，尤为世界之冠。但是因为吃了卫生筷，把各式的小菜混在一盘中。干的是还可以过去，若遇需要汤水调味的，那就真要不尽酸甜咸辣在心头了，未免有损佳肴吧！”
最后，鲁六华提出，中国的烹饪法，讲究鲜美，素为世界所公认。共食制的乐趣，也有存在的价值。但是，“在人事日繁的现代，在公共团体生活中，共食制难免有妨碍公共卫生之处。因流弊所及，不得不设法补救。然吃卫生筷，究竟也不是彻底的办法。这个问题，有关于公共卫生，望热心社会事业的人，在意研究之。”鲁六华的问题，最好的解答是综合葛烈腾提到的“卫生筷”和她自己论及的“分餐制”。
在20世纪20-30年代的浙江，卫生筷和分餐制一度流行，其所倡导的注重公共卫生，关注民众健康，符合现代公共卫生理念。其所推行的“卫生筷”，提倡饮食者分别使用公筷和食筷，甚至提倡食客使用公筷和私筷，这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宴食礼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分餐制”，确保食客在共食时的“私人性”，隔绝因筷子夹食或公盘交叉感染，又能有效分隔不同种类的中餐，保持美食各自的特性，是最佳的选择。然而，民国时期浙江的“卫生筷”运动，因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卫生观念淡薄，即使有识之士，也未能坚持，故很快不了了之。但卫生筷与分餐制，是共餐宴食的最佳路径，应当在当下中国各地予以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