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禧年间，中央军大减，“每月逃亡不下四百人”，“所招无二三，逃亡一六七”。军事上的不修备，源于“直把临安作汴州”的“苟安”心理。
由此以来，本是“阅武”这一振奋人心、象征国立的大典，也变成了所谓“官吏游赏”、“军级邀求”的“玩笑事”。武备废弛，军事不修，北伐的胜算堪忧！
战后的宋金二国——各打五十大板
对金固然，金朝取得了这次战争的胜利，也得到了大批战争赔款。这在金国初期那会，算不了什么，现在可不同。经此一战，金国损兵折将。金军统帅仆散揆、宗浩相继病死，三易主帅。士兵的损失也不小：
需要指出的是，南宋经此一战虽仍保持屈辱的地位。但是在此之后，南宋与金的关系愈加恶化。而随着局势风云突变，之后宋朝甚至停止进贡岁币，金朝也无力讨伐。为何？内忧外患加剧。
之前，笔者就已经分析了金国在开禧北伐前的不利形势。在嘉定和议签订后，这种衰落的迹象并没有丝毫消减。
在内部，功臣相继死去，内部纷争不断。“开禧北伐”金朝一方主帅完颜匡于嘉定二年死去；纥石烈执中杀害功臣完颜纲，废立皇帝，之后又被部将术虎高琪所杀。这还没完，之前所说的红袄军可谓是金朝的噩梦。他们遍及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地，起义时动辄数千，算下来有数万人。其间，还有郝定起义称大汉皇帝，并设立百官。往往是金军刚消灭一波农民军，另一波又开始造反。如此以来，金军的实力被逐渐消耗。
不过，以上都是小打小闹。农民军虽然起义数十年，却始终没有凝成一股力量，一举击破金国。北方已经有一匹凶猛的恶狼崛起——蒙古。从1211年开始，蒙古军正式向金军宣战，野狐岭一战中，金40万大军竟输得一败涂地。1214年，蒙古军再次向金宣战。此战后，金中都（燕京，今北京地区）被攻占，河北、河东、山东、陕西等地也尽沦丧。无奈之下，金宣宗只得下令迁都汴京，才强行给金朝续命20余年。
与此同时，由于宋金关系愈加恶化，在蒙古人示好南宋一同灭金后，虽然有大臣如参知政事乔行简等进言论“唇亡齿寒”之理，朝廷还是在舆论的压力下下令一同灭金。
对宋毫无疑问，作为战败方，南宋定是损失惨重，而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上。开禧北伐的失败带来的是耻辱的“嘉定议和”。主要内容有：
金宋由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增岁币银绢由20万两至30万两，另给犒军银三百万两，疆界与绍兴时同。
本来，南宋的财政收入很可观，却有着严重的赤字：
南宋政府一年收入二万二千万缗，支出则高达二万五千万缗。
在战前，南宋政府许诺减少税入，却又加紧筹措粮饷。而战后，为了议和，又要从国库里拨款。别忘了，以上种种可不只经过一回手，屡屡有贪官污吏从中作梗。
到了理宗朝，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朝廷疯狂地发行会子。绍定年间，会子的发行量就高达二亿二千九百万缗。货币价值一贬再贬，达到了“楮币如粪土”的地步。
之后，朝廷又在赋税上下功夫，推行“公田法”。然而，又囿于其起点高，广大劳动人民并未受益。而在推行过程中，中下层地主与上层农民的权益又受损。“公田法”不仅没有缓解财政压力，反而加剧了矛盾。此战过后，南宋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
不过，对于南宋来说，也并不是一无所得。开禧北伐是南宋长期的“守”改为“攻”的大胆尝试，改变了南宋一味求和的局面（虽然结果上没差）。此战后，南宋长期不修武备的情况得到改善，军事行动也开始活跃起来，从这一方面来说是积极的。
结语
说到底，以上分析都是建立在后人眼中，我们以“上帝视角”观察宋金战局。诸如辛弃疾等人，一个人几个人觉醒，并不意味着整个时代的觉醒。在大环境下，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宋朝还是金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