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经》到《四书》——宋代儒家新经典体系的建立

2020-09-26 06:30:18 作者: 从《六经》到

作者:朱汉民,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如果从学术形态原始意义而言,儒学最初有三种形态: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传记之学。“六经”是儒家整理的三代先王治理国家的政典文献,诸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讲学记录,传记是历代儒家学者对六经的传述阐发。六经、诸子、传记区别明显,不仅文献形态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一般而言,六经地位最高、时间最早,传记地位次之,诸子地位又次之。

朱熹《大学章句集注》 资料图片

但是,儒学史上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其学术形态先后发生过很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四书”原初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从事民间讲学之“语”的记录,是他们“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的诸子之学。由于儒家诸子往往以三代先王的政典文献为创造思想的依据,他们个人讲学离不开“六经”之学,因此到了两汉经学时代,《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均转化为“六经”的传记之学。到了两宋时期,在儒学复兴和重建的大背景下,《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受到特别重视,发展成为与“六经”地位同等甚至更高的“四书”之学。可见,“四书”在不同历史时期,曾经先后呈现为诸子之学、传记之学与新经典体系的不同形态。

本来,儒家经典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两汉到唐宋的儒家经典体系,就从“五经”拓展为“七经”“九经”“十三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早就以不同形式进入这一经典体系。但是,南宋淳熙九年(1182),朱熹将“四书”合集并注释,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新经典体系与新儒学形态的建构。此后,中国经学史上出现了一个与《五经》系统并列甚至更加重要的《四书》系统,后世开始将专门训释《四书》的经学著作称为《四书》学,并影响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与学术科目。《明史·艺文志》专立《四书》一门,进一步确立了《四书》学在传统知识系统中的独立地位。清代乾隆年的《四库全书总目》,在经部中立《四书》类,将此前历代学者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注解之作归类其中。

学术史之所以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独立结集而形成的《四书》体系,看作是宋学型新经典体系,肯定这是一个新经典时代的到来,原因如下。首先从文献形式上看,这完全是一个以先秦诸子学为主体的经典体系,它们的创作时代与主体均不同,“六经”源于上古时期的“先王”,“四书”源于轴心文明时代的“士人”。其次从文献的思想内容来看,“六经”原本是三代先王之治的政典,其思想旨趣是礼乐刑政的政制治术;“四书”是孔孟之道的心性之学,其思想旨趣是完成“天下有道”的人文教化。特别是宋儒对《四书》体系又作出了全新的诠释,在此经典体系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道中庸而又极高明的思想体系。此后,《四书》体系成为新文明体系的核心经典,取代了《五经》体系作为核心经典的地位,不仅成为宋学的标志性经典体系,也完成了中国儒学史的重大转型。

当然,《四书》体系的建立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北宋时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这几部儒家文献被看作是与《六经》同等重要的经典,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如这一时期《孟子》地位进一步升格,出现了《孟子》由诸子变为经典的升格运动。宋儒将《大学》《中庸》从原来的《礼记》中抽出,对它们作出重新诠释,使其思想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整个北宋时期,《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成为宋代儒家学者抵御释老、复兴儒学、建构新儒学体系的最重要的思想学术资源。到了南宋,理学思潮走向集大成阶段,以《四书》学为代表的新经典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完全定型。朱熹是理学集大成的完成者,同时也是第一位正式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的学者,他编撰了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一系列《四书》学著作,从而奠定了与原来的《五经》学体系并列的一套新经典体系即《四书》学,推动了中国经学史、儒学史、学术史的重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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