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为什么会从宋元第一大港,陨落为三线城市

2020-09-27 04:20:23 作者: 泉州为什么会

泉州位于东南沿海,人杰地灵,物阜民丰。十三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它赞誉为“世界最大之港”。2017年,被联合国认定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唯一起点。如今沦为三线城市,其中缘由,值得深思。

硬件可靠

泉州的崛起离不开硬件和软件协调配合。从硬件来看,泉州海岸线曲折交错,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隆庆府志》坦言:“泉居八闽之南,山势蜿蜒,不见刻削;海港透逸,不至波扬。”众多港口离主航道并不远,域宽水深,能够容纳上百条大船。晋江打通了泉州和内地的物流联系,此外,港口深入海湾和河口,“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航道”,提高了泉州和船只的安全系数。

上图_ 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实力的增长推动了泉州港的兴起。由唐至宋,泉州大兴水利,围海造田,经济实力由上郡晋升至望郡。更为重要的是泉州实行农耕和手工业并重的政策。步入唐宋,泉州出产的丝织品有“绮罗不减蜀吴春”之称。而当地烧制的青瓷和青白瓷以质优、价廉、量足著称,仅考古发现的宋元窑址就有133处。此外,泉州的茶叶、蔗糖、铁鼎、生铁、银等商品,均蜚声海内,享有盛誉。

造船业为当地的航运业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唐宋时期,泉州出产的鸟船和福船,载重量大,结构坚固,抗风力强,代表了泉州造船业的高超水平。南宋初年宰相吕颐浩称赞:“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在元朝,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图塔在游记中记述:中国商船“皆造于刺桐 (泉州)及兴克兰(广州) 二埠。”从南海至印度洋,中国商船往来频繁,比比皆是。进入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大部分船只来自于泉州。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了泉州港崛起的必备条件。

上图_ 郑和下西洋线路图

软件过硬

泉州的软件也有与众不同的优势。南朝陈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自南安郡(今福建泉州)乘船前往棱伽修国(今马来半岛),拉开了泉州和南洋诸国通航的序幕。相较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和杭州等贸易港口,泉州航程适中,设施完备,得到了朝廷和南洋诸国的认可。

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宋高宗在任命李庄提举福建市舶的诏令中说:“提举市舶官,委寄非轻,若用非其人,则措置失当,海商不至矣,庄可发来赴阙禀议,然后上任。”从中体现出通过加强市舶管理、促进外贸活动的指导方针。

各个时期的官府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对外贸易。唐朝要求地方官对待外商“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南宋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泉州推出“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的招商政策,同时,尊重外商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热情款待外国贡使。元朝时,其他海港“番舶货物,十五抽一”,“惟泉州三十取一,用为定制”。这些措施的实施,无形中扩大了泉州港在对外贸易竞争中的优势。

上图_ 海交馆陈列的宋代泉州海船

除此以外,包括泉州在内的福建船工还具备先进的航海技术。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萍洲可谈》中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在《诸蕃志》描述泉州船工在泉州到海南岛的航线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之”。

南宋后期,泉州赶超广州,达到极盛。1226年编写的《诸番志》中,与泉州通航的南洋诸国多达57国。学者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写道:“若欲泛外国买卖,则自泉州便可出洋。”配套的软硬件,是泉州港兴盛的主要因素。

上图_ 15世纪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的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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