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聃(公元前580—前500年)，姓李，名耳，字聃，是春秋时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仁里人。他和孔子生在一个时代，年纪比孔子大一些，也是当时有名的思想家、学者，是道家的创始人。
老聃在周朝，做守藏室的史官(相当于现在的国立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他非常精通业务，熟悉掌故，利用工作之便，博览群书。但是他却很厌恶礼制的繁琐，认为这套是束缚了人类的天性的。
有一次，孔子到周向老聃请教古礼，老聃开口便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意思是说：你所说的古礼，已经过时了，是陈腐老朽的死物，只有它那空洞的说教还在罢了。老聃还接着对孔子说：“是君子就应该可行可止，不要时代已过去了，还抱着古礼不放。另外，我听人说，能干的商人，隐其宝货，不让别人看见；有才的君子，身有盛德却容貌谦退，犹如愚蠢无知的人，这就是说，应该有真才实学而不自己炫耀。同时，要去掉骄气和各种欲望，以及外表的姿态和过分的念头。这些都是无益于你的身心的。我所告诉你的，不过就是这些而已。
孔子离开老聃，回到鲁国，对自己的弟子们说：“我知道鸟善于飞翔，我知道鱼善于游泳，我知道兽善于奔跑；我也知道可以做矰(用丝绳系住的短箭)射飞鸟，可以做纶(钓丝)钓游鱼，可以做网捕野兽。至于龙，我就不可能知道它怎样乘风云而上青天。我现在见到老子，他就象龙一般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孔子对老子的佩服别看当时老聘在周朝做官，实际上他是对周王朝非常不满的。他抨击当时的政洽制度，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人民的饥饿，是因为政府所收的捐税太多了，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人民之所以轻生犯法，是因为统治者们要求奢侈的生活太过分了。本来，上天的道理，是拿有余的去补不足的，而现在呢?人的道理却不是那样，是拿不足的去奉送有余的。
老聃所主张的，是“无为”之治，他说：“国家的政治是宽容的，它的人民就是淳厚的国家的政治是严峻的，它的人民就是狡诈的。”他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他看到了广大被统洽者反抗力量的强大(民不畏死)，而统治者的镇压往往砸伤了自己。他认为：世间的一切，都受“自然法”的支配，用不着种种制度，用不着政府干涉人民的举动，如果违背了“自然法”，订出种种制度，去束缚和于涉人民的行动，不但不会得到什么益处，反而会扰乱社会，搞得人民不能安宁。
老聃憬的社会，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然社会，他理想中的国家，就是使国家很小，使百姓很少，虽有兵器而不用，虽有船车而不乘，因为人民都很珍惜自己的生命，谁也不去冒险。在这样的国家中，使人民有甘美的吃食，华美的衣服，安适的住宅，愉快的习俗。相邻的国家能互相看见，鸡狗的叫声能互相听见，而两国的人民到死不互相往来。这可能是原始公社那种简陋而安谧生活的影子在老子头脑中的反映。显然，他的这种思想是保守的、消极的，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的。
但，由此我们也看到了老聃对春秋时期连年岁事的厌恶，从而幻想着平静安宁的社会、超脱现实的社会生活。老聃的哲学思想，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命题，看到了事物的矛盾和变化。他最著名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成为后世经常引用的警句，它不断地提醒着人们：倒霉的事里有好福气的苗头依附着，好福气里有倒霉的因素隐藏着；正常的事会变得古怪，好事情又会变成邪道。任何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而不会是僵死不变的。
他还说：委屈了才能得到保全；弯曲了才能得到伸正；注下去才能得到充满；破旧了才能得到更新；自己觉得少，才能得到补益；自己觉得多，只能得到迷惑。不仅看到自己，所以看得更清楚；不自以为是，所以是非夏明显；不自己夸耀，所以更有功劳；不自高自大，所以更为人尊重。只因为不去和别人争。所以天下人才没有谁与他争。虽然他的观点是宣扬委曲求全的处世哲学，鼓吹以退为进的斗争方法，但是却也包含了对立转化的辩证法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