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
皇权的反击
皇帝李治从“房遗爱谋反案”中，总结出了两条重要经验：一是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一派，实力过于强大，仅仅凭借自己一方的力量，一时无法撼动，必须寻求政治同盟；二是从朝堂上与长孙无忌，开展正面碰撞，很难达到实际效果，必须曲线迂回斗争。
李治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将与长孙无忌一派的争斗，更加委婉地转向后宫，毕竟后宫是自己的“私生活”，既可以麻痹对手，也容易得手。
第一步，联手后宫
。李治的后宫皇后王氏，娘家是名门望族的太原王氏，是长孙无忌一派的关陇贵族关系密切，其舅舅中书令柳奭，更是孙长一派的骨干成员。所以王皇后就成为了长孙无忌、遂良等宰相在后宫的代言人。李治的昭仪武曌，出生寒门庶族（其父虽然是开国功臣，但仍算不上贵族），不被贵族出身的长孙无忌一派所容纳，更重要的是，武曌与自己完全一条心，目标高度一致，并且很有政治智慧，头脑灵活。李治决心与昭仪联合，以“废王立武”为切入点，展开对相权的围猎。
昭仪武曌在皇后的争夺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直接帮助和助推了李治对长孙无忌一派的打击。她首先残忍地将自己出生才一月的女儿掐死，并嫁祸于王皇后，成功将王皇后打入冷宫，占领了斗争的主动权。之后不久，又告发王皇后与其母柳氏行“厌胜之术”诅咒自己。“厌胜之术”是宫中大忌，李治借此机会，将王皇后的母亲柳氏赶出皇宫，并将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柳奭，贬出长安，离开权力中心，断了长孙无忌的左膀右臂。
同时，武进一步为李治出谋划策，在许敬宗的有力配合下，抓住机会，将宰相褚遂良罢黜，贬出了长安。褚遂良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臣，也是三个托孤辅政大臣之一，是长孙无忌的核心成员。褚遂良的被贬，标志着胜利的天平开始向皇帝李治一方倾斜。
第二步，起用寒门庶族。两个代表人物，分别许敬宗和李义府。许敬宗是李治的嫡系，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跟在身边，李世民征讨高丽的时候，许敬宗曾辅佐李治监国，很有些才华。后代替于志宁任礼部尚书，并兼任太子宾客。显庆元年(656年)，拜侍中、监修国史，封高阳郡公。
李义府是贞观朝的进士，也李治的亲信，李治还是太子时，李义府就任太子舍人，后转任中书舍人，因向李治上表请求立武昭仪为皇后，被火线提拔为四品官，之后又被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位居宰相。
这两个人，历史对他们的评价都完全是负面的，史书评价为许敬宗为“虚美隐恶”，评价李义府为“笑中刀”。但是，这两个人都出身寒门，与长孙无忌等人格格不入，在李治“废王立武”以及与相权的争斗中，都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
第三步，分裂宰相集团。宰相集团中有一名重要的人物，与长孙氏不是完全一派，他就是时任中书门下三品、尚书左仆射的李勣。是大唐名将，长期在军中任职、掌控军权，是永徽朝在军队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李世民的三任托孤重臣之一，威望极高。
吴王李恪被处死以后，李治很快任命李勣为司空，与时任太尉的长孙无忌同处三公的位置。与此同时，还专门还派出专人给李勣画像，并亲自题词，极尽赞美之词，“茂德旧臣，惟公而已”。出身瓦岗军的李，也是寒门庶族子弟，与长孙一派面和心不和，只是李勣的人生经历非常复杂凶险，造就了他非常谨慎的性格，长期坚持韬光养晦、隐忍求全。对皇帝李治来说，只要争取了李勣，就等于争取了军方的支持，就有底气和实力。在李治的大力争取和拉拢下，李勣在一方权衡之后，选择支持皇帝李治。
在李治“废王立武”的事件中，正是由于核心人物的表态，“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让李治有了底气和决心，与长孙无忌一派做坚决的斗争，坚持“废王立武”，并最终一锤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