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冯骥才《艺术家们》:我这一代人的生命史

2020-09-29 09:45:50 作者: 专访|冯骥才

对此,冯骥才笑了笑,并不否认,只说一句:“人生就是这样,达不到才是最美好的。”

冯骥才在《收获》开辟“田野档案”专栏在时代洪流中,给理想主义者安慰

《艺术家们》按时间顺序分为前卷、中卷、后卷,开卷各有一句话,前卷是:“荒原上的野花是美丽的天意。”中卷是:“闪电从乌云钻出来;我的歌啊,你也从囚禁于我的心里飞出来吧!”后卷是:“被美照亮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富翁。”

“荒原”、“野花”、“闪电”、“飞出”、“灵魂”、“富翁”……这些意象都有极强的时代隐喻。事实上,《艺术家们》在叙事中也穿插了很多“时代感受”,经常会提到“这一代人”——他们的艺术修养既特别又畸形,在七十年代末被放出了笼子,却不知飞往何处,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一下子要面对大量外来的东西,有的艺术家深陷时代洪流却反而失去了心中的方向盘。

“我的读者一半是我的同时代人,一半比我年轻。我相信,我的同时代人一定会与我感同身受。我更希望比我年轻的读者通过书中人物的幸与不幸,能成为艺术家们的知己,也成为我的知己。”

冯骥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七十年代末的他们没有两种东西:“一是精英文化,那时候人们眼里没有画家,没有作家。二是没有商业文化,画卖不到钱,没有商业价值。所以当时我们这些人反而变成草根的精神贵族。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没法体会,那会我们的生活是贫瘠的,只有喝点茶,吃点榨菜,但我们的精神世界充满了想象。”

然而,当物质生活终于饱满丰富时,精神世界却可能岌岌可危。有人醉心于行为艺术,有人在拍卖市场里疯狂,有人执着于换房炒房。对于那些在路口走散的人们,冯骥才并非只有指责,还有深深的惋惜和同情。

当然,也有人还在坚持着艺术的本心,比如楚云天。在故事最后,楚云天曾经的画友一个个离开,红颜故事也成了过眼云烟。冯骥才写到这里,顿觉苍凉。

“楚云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太艰难了。”他很想给楚云天一个安慰,于是就有了“妻子回来了”这一“简爱式的结尾”。

内页用熟悉的泥土,塑造心里的生命

可以说,楚云天和冯骥才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在天津前”租界区“,年轻时都因为会讲故事受到大伙喜欢;他们都学宋画,也都曾为“救心爱之物”而卖画,只是一个救的是朋友的画,一个救的是宁波的贺秘监祠。小说里楚云天和吴冠中聊“重复”、和平山郁夫交流“现代文人画”的情节,也是源于冯骥才的亲身经历。

关于这些,冯骥才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作家都是用自己熟悉的泥土来塑造心里的生命。这里有我自己的泥土,也有别人的泥土,所以我塑造出来的生命不一定完全是我的,但肯定有我的影子在里边。”

与此同时,小说还借人物之口,开展艺术批评,传达出独特的艺术史观,比如:“在中国,先锋主义并不是一个艺术思潮,更无流派,只是一种时尚”、“用扭曲自己文化的方式来和西方人传统的东方观对接”、“真正认清意义的,最终还是历史”,等等。

“在写小说时,我自己实际上也有很多反省,比如现代主义。我们是最早提出现代主义的,1980年代初,在《上海文学》,我跟李陀、刘心武因为《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讨论现代派。当时有‘四个小风筝’的说法,引起了现代派讨论,最后诞生了先锋文学,但后来我没有走先锋文学的路,我走的是另外一条。应该说,先锋文学发展至今,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值得反省的,包括先锋艺术,特别是绘画,特别值得反省。这里不完全是一个对和错、是和非的问题,是需要思辨的问题。当然,现在没很多人去思辨这些东西,但是在我脑子里都有,我的小说主人公脑子里肯定也有。”

关于艺术,冯骥才曾说它对于社会人生是一种责任方式,对于自身则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方式。“我为文,更多追求前者,我作画,更多尽其后者。”但这部极具个人回溯意味的小说,似乎兼有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