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八王之乱后，匈奴、羌、鲜卑、羯、氐五族轮番侵入中原腹地，开启十六国时代。五胡之乱虽然由西晋开启，但其根源在于东汉光武帝的西部政策失误。
自西汉武帝西伐匈奴之后，匈奴日益衰弱。加上匈奴内部彼此征伐，战乱不休，最后匈奴一分为五，变成五个单于并立的局面。到了汉宣帝时期，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被北匈奴逼迫，不得以向宣帝请降，以成为汉朝的屏障，对抗北虏为理由，希望获得汉朝的支持。
宣帝答应了南匈奴，命南匈奴单于及其部族安置在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隆格乃峡谷口）。鸡鹿塞是可以说汉朝边境，西东两汉一般出征匈奴，都会从鸡鹿塞出发。
将南匈奴安置边境线，这是西汉宣帝高明的地方。自此直到西汉终结，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匈奴之患，不得不说西汉北部政策的成功。
《汉书·匈奴传》：甘露三年(前51) 汉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将骑万六千，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
直到王莽时期，匈奴趁着汉朝内乱，才再次侵扰中原。
但东汉对西北采取的战略却远远不如西汉。
东汉对西北边防的政策失误，根源是光武帝的苟安思想，及其后代君主以及大臣有意忽略西北，最终导致西北诸族做大。
光武帝的主要失误有三点：
一、不以汉中长安为都，转而定都中原洛阳。这也是东汉君臣忽视西北重要性的根本原因。（可以参考朱棣迁都北京以防蒙元）
二、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并请求重置西域都护府，光武帝没有答应。
《后汉书·光武帝纪》其冬，鄯善王、车师王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
三、不许太子问及军旅之事，有意削弱储君的忧患意识。
《后汉书·光武帝纪》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
这三点败笔，第一条定都洛阳最为严重。
当时明面光武帝以长安残破，不愿劳役百姓修复长安为由，定都洛阳。真实的理由却跟光武帝出身有关。光武帝出身南阳，随他征战四方的基本都是他南阳、颍川老乡。云台三十二功臣中，出身南阳、颍川的就占三分之二。并且一统天下后，光武帝依然喜欢用南阳、颍川的人为官。
南阳、颍川离洛阳近，而离长安远。这些人充斥东汉朝堂，自然希望自己的家乡离国都近些。这样无论对自己的权力、家族利益都有好处。光武帝不愿意迁都长安，东汉后世皇帝也没有这方面的远见。迁都长安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一国之都的位置关乎朝代的百年命运。秦以关中为都，是其成功统一天下的基础条件。宋以开封为都，导致西方、北方异族崛起（中原地区四通八达，定都开封也是宋朝商业发达的原因）。东汉也是如此。
首都，不仅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也是交通、文化、经济中心，更是军事中心。西汉定都长安，一方面是长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另一方面就是坐镇西北，堤防匈奴。
一国之都天然吸引着天下人口聚集，成为人口大城。
西汉定都关中长安，天下百姓自发向关中迁徙。而且西汉时期还不断地往西北迁徙汉人，以此来充斥边关，巩固边防。这样有助于胡汉同化。一方面可以教化胡人，使其亲近汉人；另一方面汉人可以学习胡人的勇悍之气，增加汉人的尚武精神。西北汉人充足，一旦发生战事，朝廷可以就地征兵，迅速扑灭战乱。
然而光武帝怎么做的呢？定都洛阳，对西北局势来了一个眼不见为净。
洛阳在中原腹地，它不仅吸收东方人口向洛阳聚集，更会吸引西部人口回流，造成西部人口空虚。这说明，东汉不仅不往西部迁徙人口，还往中原腹地拉人口。
若仅仅如此也不会使胡人做大，光武帝对胡人的安置政策才是五胡之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