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骑射示意图，以北齐壁画为蓝本绘制（杨翌绘）
为了对抗“控弦之士多达百万”的突厥， 李唐王朝从立国之初便强调加强箭术训练的重要性。府兵“居常则皆习射”，并定期考试，如“有教习不精者”，就要将该府兵所属折冲府的军事长官折冲都尉问罪，有时甚至连该府兵所处州的地方长官刺史也要一并问罪。唐代箭术理论的风格倾向，从《射经·马射总法》中“势如追风，目如流电；满开弓， 紧放箭”的口诀即可一窥。此外，武周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武则天创设了与文科科举考试并列的武举，九项考试科目中射箭类独占五项（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长垛），唐代对箭术的重视由此可见。因此唐朝也涌现出许多射箭的行家里手。“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诗句中所夸赞的“将军”薛仁贵（公元614 年～公元683 年）便是个中典型。他是唐代出名的善射者，在唐高宗的测试中，曾以劲弓钢镞一箭洞穿五层铠甲。与九姓铁勒（回纥、仆固等九个铁勒部落的总称）在天山作战时，曾依靠“三箭射杀三人”的气势，迫使敌军投降。
宋代对箭术的重视，相较唐代似乎更胜一筹，有所谓“军器三十有六，而弓为称首；武艺一十有八，而弓为第一”的说法。北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 年）九月，朝廷颁布了《教法格并图像》，其中对步射、马射等各类箭术，以及执弓、发矢之类的细节，均有文字说明和图解，同近现代的军事操典很相似。由于弓弩是主要兵器，故而当时衡量一个人的武艺优劣，主要是看他能挽多大弓力的弓与弩（弓力越大射程越远、杀伤力和穿透力越强，当然是非线性的），以及射击的精准度。由此，选拔士兵，尤其是选拔精锐士兵时，对他们的箭术水平自然也会有比较高的要求标准。北宋仁宗时制订的《禁军选补法》载：“凡入上四军者，捧日、天武， 弓以九斗（弓力约68.36 公斤），龙卫、神卫，弓以七斗（约53.17 公斤）；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约205.09 公斤），神卫，弩以二石三斗（约174.71 公斤）为中格。”选补班直（相当于近卫部队）的要求标准更高，“弓射一石五斗（约113.94 公斤），弩跖三石五斗（约265.86公斤）”才算合格。到了南宋宁宗时，选拔精锐士兵的标准则为穿着甲胄后，“射一石（约75.96 公斤）力弓，三石（约227.88 公斤）力弩为上等；射九斗（约68.36 公斤）力弓，二石八斗（约212.69 公斤） 力弩为次等”。
同时，宋朝皇帝也时常对军队提出教阅、测试的要求标准。譬如南宋孝宗时就规定，弓箭手在六十步（约93.6 米）开外射8 箭， 射中5 箭为合格。南宋光宗时，对殿、步司诸军的要求则是：“弓箭手带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约91.15 公斤）力，箭十二，六箭中垛为本等（即指合格）；弩手带甲，百步（约156 米）射四石（约303.84 公斤）力， 箭十二，五箭中垛为本等。”另外，在与敌国接壤的边地、战区，甚至不光要求军人拥有娴熟的箭术，还希望民众也能够精于弓弩，以备不时之需。譬如种家将的第一代——北宋将领种世衡（公元985 年～公元1045 年）在陕北与西夏作战时，就曾经使出类似战国时魏国李悝的方法来激励当地民众精熟箭术——“常课吏民射，有过失，射中者则释其罪；有辞谋事，请谋事，辄因中否而与夺之。人人自励，皆精于射，敌数年不敢近”。
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的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结束了草原上似乎会“永无宁日”的自相残杀，作为“成吉思汗”创建了蒙古帝国。随后，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连续灭掉西夏、金、大理、南宋，更征服了吐蕃地区，建立起版图辽阔的元朝。而元朝的建立，依仗的正是蒙古军队的强大战斗力。蒙古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其主要原因之一，恐怕便是从小学习“男子三艺”。
蒙古男子认为立身处世有三项必须掌握的技艺——骑马、射箭和摔跤，是为“男子三艺”。这与蒙古人长期游牧射猎的生活密不可分。残酷的生存环境与频繁的内部战争， 迫使蒙古人自幼便得开始学习、掌握骑射技术。在“追、围、捕、杀”的狩猎中，在“分析、判断、进攻抑或后撤、包围抑或迂回”的实战中，蒙古骑兵练就了非常灵活的骑射战术：或迅速冲到敌军近处，从四面八方暴风骤雨般地放箭袭击，然后忽然遁去；或先在较远距离以强弓攒射，尽可能地杀伤敌人并破坏敌人的阵形，然后依靠自己的快速机动能力巧妙地拉开距离，如此不断往复，直到消灭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