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挽弓当挽强，弓箭在中国古代战场上的实战运用
弓箭这种简单而又伟大的工具的发明，使得人类从此可以在远距离上准确并有效地杀伤目标，不必再冒着巨大风险近身肉搏。堪称火器诞生之前，人类双手最伟大的一次延长。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军事冲突不断，兼并战争频发。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军事组织、作战方式与战术水平相较殷商与西周时期，都有了普遍的飞跃。商代晚期以至西周，精熟射艺成了对贵族子弟抑或精锐部队的要求。而战国前期的魏国，时任上地守的李悝（公元前455 年～公元前395 年）为了激励（或者说逼迫）辖下民众精熟射艺，居然颁布法令：当发生不容易判决的诉讼时，以原被告双方之间的射箭比赛来决定官司输赢。以至上地郡民把大量精力花在练习射箭上，几乎人人都到了精熟射艺的地步，待到与秦国作战时，还因此大败秦军。这个例子便是春秋战国时期全民皆兵、全民习射的写照。在赵国，则发生了一项影响更深远的改革。
地处北疆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游牧民族为邻。面对北方游牧民族灵活机动的骑射兵种，延续自商周的“左人持弓， 右人持矛，中人御”的呆板兵车战术难以对抗。因此主要依靠传统的车兵、步兵来进行作战的赵国陷入了不利的境地。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公元前307 年，赵武灵王下令国人改穿胡人的服装，练习骑射，是为“胡服骑射”。与人们的固有观念不同，“胡服骑射”并非是中国骑兵的骑射之始。至少早在赵国尚未完全立国的赵襄子时代（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75 ～公元前425 年），赵氏便已拥有骑兵。可是，时人的服装上衣、下裳（即遮蔽下体的裙）、宽袍、大袖，根本不便骑马射箭，所以想要掌握娴熟的骑射技术就必须改穿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装。事实证明，骑马本是习惯于乘车的中原人所不熟悉的，在马背上使用弓箭射中目标更是中原人一时难以掌握的。但只要愿意向“北方的老师”模仿、学习骑射技术，并勇敢地革除弊病，就完全能够取得成功。果然，改革十分有成效，赵国骑兵很快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渐次足以与胡骑相对抗。
（上图）赵武灵王（约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95年）胡服骑射复原图，摘自《中国古代军戎服饰》
汉朝建立后，匈奴对中原的压力远超战国时期。为了适应与匈奴作战，汉朝统治者对兵种设置、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均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到汉武帝时，骑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练习骑射成了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而铁质箭镞取代铜质箭镞成为主流。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卫青、霍去病才得以多次率领数万骑兵，深入敌后，大破匈奴。
汉匈战争中的汉朝骑兵有大量来自于边地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郡边民所处靠近游牧民族，因此剽悍好战，精于骑射。汉武帝出于培养骑兵骨干的目的，曾经长时期只在“六郡良家子”的范围内挑选羽林骑士。出身六郡的两汉将领更是数不胜数：李广、李敢、李陵、李蔡、李息、甘延寿、上官桀、傅介子、赵充国、赵昂、公孙贺、公孙敖、辛武贤、辛庆忌、廉褒、廉范、皇甫规、皇甫嵩……甚至连“膂力过人， 双带两鞬（弓袋），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的那个董卓，都是边民善骑射者的典型。
自东汉开始，毒箭被广泛地应用于军事用途，增强了弓弩的杀伤力。例如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75 年）三月，北匈奴以两万骑兵进攻汉戊己校尉耿恭屯兵数百的金蒲城时，耿恭就是依靠毒箭才得以在兵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击退敌军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割据纷立，战乱频仍。这一时期涌现了大大小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国家，国民们多为游牧民族出身，曾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马上生活，自然精于骑射。譬如匈奴“士民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又如鲜卑“人人善射， 以战为乐，以战死为荣，预战时，族人操弓箭飞身上马，欢呼相应”。他们普遍推行“取士选材，必先弓马”的选举标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北方社会骑射风气的兴盛，也使得军队的主要作战方式由秦汉时期的步弩为主转变为骑射为主。隋唐的军事风格很大程度上正是北朝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