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朝政府也曾多次进行改革来裁减官员
南宋学者王应麟的观点是，宋朝曾经实施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裁官策略，分别是北宋太祖的“开宝省官”，南宋高宗的“建炎省官”和宋孝宗的“隆兴省官”。
前两次的举措都相对温和，分别主要采取按各州县户口和人数确定官僚数量与裁减原有虚设机构并在新设机构上重定吏额。而隆兴省官则相对严厉，直接限制“荫补”特权、严格规定官员必须在70岁致仕、并限制科举制“特奏名”（科举制专为久试不中，科场潦倒的士人所设的科名）的额数。
此外，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也曾试图改革臃肿的官僚制度。它按照《唐六典》进行官职的循名责实，颁布《寄禄格》以阶易官、按格定禄，使得官员的职务和职称相符合，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另外恢复唐朝时期的三省制度，其规模和职能均以唐制为样板，从而进一步减少了不必要的官职。
2、 受限于封建社会的性质只能遭遇失败
诚然，痛斥冗官之弊的开明官员不在少数，诸统治者亦深知其害而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改革。然而这些改革并不彻底，只是局部调整和改良而未从根本上改变官僚制度，使得这些改革无论在前期是收效甚微还是成效显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成果又会被新一轮的“冗官潮”所销蚀。正所谓“年增岁益，未见其止”，宋朝靡朱满路 ，袭紫成林的景象仍没有得到改观。
最为典型的就是门荫制度和科举取士的广泛性依旧。先说门荫制度，统治者们只是对门荫补士的做法稍做限制而不是废除，况且改革亦由于保守派的攻击和统治者的轮换而难以为继，很快这些限制又会被放宽乃至废除。
然后是科举取士，前期对科举制的广泛推行已经使得“士农工商”的高下之辨取得了社会舆论的共识，农民和经商受到社会的鄙视，人们反而把科举入仕看做实现人生理想的唯一路径，在这种社会观念的控制下，科举制很难缩减其名额。
而在治理冗官裁撤官员的过程中，又会引起官僚的激烈反弹，甚至还引起几百人大闹相府、游行示威的闹剧。
可见，宋朝的社会环境和顽固不化的政治体制，使得从根本上改变冗官制度几无可能。宋朝深受冗官体系的侵害
1、降低了宋朝政府的办事效率
官僚机构的臃肿首先造成的就是人浮于事。
一方面，宋朝实施的是官职分离制度，名义上是一套体系，而实际差遣管事的又是另一套。前一套体系容纳的就是大量吃空饷的冗官，因为宋朝规定，在职的官员“并不治本司事”，而要以“他司主管”，唯有“特敕”方能执政。因此这些官员闲散无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惰性，提高行政效率简直是一纸空谈。
另一方面，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增设大量机构以进行职权分割，军权、财权、行政权由多人把持并相互牵制。它的确对某些官员权力膨胀炙手可热的现象起到阻遏作用，然而这也意味着在重大决议上众口难辨而难以取得共识，进而拖累办事效率乃至危及国运。
2、直接引发了其后的冗费
宋朝的官民配置比极其失衡，其他朝代更是望尘莫及。况且在宋朝“文人治国”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取得全国地主阶级的支持，宋朝对官员的俸禄供给也是相当优厚的。
正如前面所说，一位官员往往身兼多个虚职，尽管在其位不谋其职，却也照样拿着与正式官吏同样的俸禄，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干什么实事，你的待遇也和那些想要有作为的官员一样。
因此，这样不思进取的怠惰气氛始终弥漫着整个宋朝政坛，懒政怠政的官员数量多如牛毛，甚至还腐蚀了原本以社稷为重的贤臣们。他们无法为朝廷和宋朝社会带来改观，而其待遇却格外优厚，只能使得国家财政处于收不抵支的赤字状态，而这些沉重的负担却要最终转嫁给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