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命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统统练字，写馆阁体。其夫人颉云更以书法闻名。每当有客人到他家来，如果说到某某翰林，他就说："嗤！当今之翰林何足道矣！我家女眷，无一不可以入翰林！她们皆工书法也。"在座人闻之皆惊，常常坐立难安，不久就连忙起身告辞，不敢再上门了。等到消息传播出去，龚自珍在官场上更是无人问津，举步维艰了。
至此，龚自珍郁结在心，昔日意气风发的贵公子就这样渐渐变了模样。他一面喜好功名，渴望一展抱负，一面对官场污浊，不屑一顾，避之不及；他一面希望受到朝廷重用，一面又认为士风萎靡，病在朝廷，指责朝廷愚弄钳制文人，更加辛辣地讽刺所谓"馆台体"；
龚自珍
一面是明明朱门公子不通庶务，不善人情往来，一面又对官宦仕人不假辞色，指责他们不识人间疾苦，庸碌无为。就这样，龚自珍一面嬉笑怒骂，一面忧心忡忡，矛盾着，纠结着成为了一个宛如莫里哀笔下的愤世嫉俗者的狂人。
这样的狂放不羁，愤世嫉俗就像是揣着一把无柄尖刀，不仅把龚自珍自己划得面目全非，更会刺伤身边的人，最后落得个名声狼藉，众叛亲离的凄惨下场。
曾有人问龚自珍，他叔叔的学问如何，龚自珍回答："我叔叔根本一窍不通，何来学问？……"对方不以为然，反问："我常去拜访你叔叔，每每见他手不释卷，怎么会无学问？"结果，龚自珍笑着回答，扬言自己的叔叔每日衷心功名利禄，揣摩人心，看人脸色，捧高踩低，除此之外全无本事，这样的行径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
龚自珍
后来有新翰林求见他叔叔叔，龚自珍避入侧室中，听他叔叔问翰林最近在做什么？来人回答写白摺子（馆阁体），他叔叔大加赞赏并告诫说："凡考卷字迹宜端秀，墨迹宜浓厚，点画宜平正，则考时未有不入彀者。"告诫对方要练好字，来人连连称是，结果这却刚好戳了龚自珍的肺管子，他怒不可遏地跳出来鼓掌讽刺道："翰林学问，原来如是！"搞得翰林尴尬而遁，而他的叔叔因此而大怒，叔侄之间此后更是断绝了来往。
长此以往，龚自珍在官场自然没有了立身之地，独木难支，他只好辞官归乡。此后，更加愤懑于心，壮志难酬的龚自珍只好著书立说，交游游历。因此他写文写诗更加无所忌惮，不仅骂文人，更骂朝廷，骂当时的时世，更加的狂放不羁，任性妄为。
龚自珍
龚自珍一方面对朝廷抱有信心，一面愤慨朝廷驱使文人，大胆写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公开指责清朝大兴文字狱，一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忧心乱世将至，有无力补天之痛。就这样，辛辣讽刺，言行无忌的龚自珍终于招来了祸事。最终晚节不保，为世人诟病
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第三、四两回，借龚自珍儿子口吻，讲述了龚自珍之死的原因。 "他很郑重地道：'你当我老子是好死的吗？他是被满州人毒死在丹陽的。我老子和我犯了一样的病，喜欢和女人往来……'"以调笑的口吻叙述了龚自珍和上司奕绘贝勒的侧福晋顾太清，邂逅相遇，幽情私会因此东窗事发被杀身亡的事由。
丁香花
龚自珍此事就是所谓的"丁香花公案"，虽在一定程度上算作无妄之灾。当时的多事文人为栽赃顾太清，翻出龚自珍做王府主簿时所做的一首《桂殿秋》，一句"梦见城西门苑春"令龚自珍百口莫辩。不久龚自珍突然去世，坊间盛传龚自珍为王府投毒所害，更仿佛坐实了这件事，至此龚自珍可谓是晚节不保，声名寥落，亲友为求自保，也纷纷冷落了龚家。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作家比历史学家更加具有哲学性，因为历史学家记载已经发生的事，而文学家描绘可能发生的事。这句话不可不谓之真理了。自古以来，无论中西，未雨绸缪，惊秋救弊的大多都是文人。他们擅哀民生之多艰，歌生民之病痛，铁笔直书，希望以之上达天听，引起皇帝及百官的注意，从而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改变国家，成就一番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