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误，得意外之笔；墨误，得墨外之墨；色误，得色外之色。绘画之道的佳绝处，往往会于“误”中得到，这正是石涛所说“物为我化”的至高境界了。
潘天寿 秋山暮霭
潘天寿说：“画山须背日光才厚重。”如果是单指厚重二字是对的。但是作画的风格并非只有厚重一条路子。有时在高强度太阳光下看山反有一种由高强光折射出来的虚幻现象，也非常美。而且这种美是独具魅力的。总之，对于绘画作品中有关风格与美的发现和揭示，绝不是单向的。
我曾见过一幅楹联，联语曰：“树老鸦为叶，诗狂石作笺”。若将前一句比作书画作品的境界，则是一种至高的境界。而将后一句比作创作时的状态，则是一种至佳的创作状态。
绘画之道大于写、中于画、小于描。邪于洒盐浇油之类。画人不可不辨。
顾恺之《洛神赋》局部 宋人摹本
东晋顾恺之云：“圣而不可知之谓之神”。意思是说“神”是不可测、不可量的属于内在的，思想气质范畴的、靠感悟的、无形的东西。那么怎样才算有“神”呢？当作者本身的人格完全融入到作品中时，就能真正体现出“神”的意义。其中人格融入的深浅程度决定着“神”的完缺程度。
写意画是看似容易做时难。工笔画是做时容易看似难。
对艺术大彻大悟的前提是对人生的大彻大悟。
石涛榴花图
石涛有“对花作画将人意”的妙句。这也是极好的画理。明明是对着花在作画，却偏偏要将“人意”介入进去。这是着重强调了人格在绘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是对自然主义绘画的严厉批评。在历代许多的画论中，只讲外因不讲内因的居多。注重人格入画的理论，石涛的这句诗是鲜见的一例。
无论你如何变形、夸张，都无法逃离“形质”二字。形是表象，质是内涵。形依质而活，质依形而存。这是无法更改的、合乎逻辑的一条定律。
好画依真气弥漫而逼人，孬画则靠装腔作势而吓人。弄懂古人理法再跳出古人理法，然后求得自己的理法。至此方可言画。
作画熟能生巧易，这是常。熟能生拙难，这是变。“弄巧成拙”是作画的化境。
儿童画童心无碍，天真烂漫。笔笔误、又笔笔真。相比之下成人作画就是这一真字难求。
艺术要敢于踏在美与丑、成与败的两极交叉点上来探求真谛。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在险绝处创造出前无古人的辉煌来。
齐白石 万竹山居图
孔子的“中庸”思想千百年来一直渗透在中华文化的“骨髓”之中。因此“不偏不倚”一直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中国画自然也不例外，它受“中庸”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发言人是齐白石。他以“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句话来要求自己的艺术实践，同时也以这句话来告诫别人。这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所带来的对于绘画本质认识上的局限的结果。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是为要生活而卖画。这就势必要画能让买主看得懂的作品，这个客观因素注定白石老人只能在“雅俗共赏”的范围里做功课。
齐白石 桃源山水图
绘画行为大约可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理性绘画。另一类是非理性绘画。理性绘画是在特定的主题、形式、方法的规定下进行的一种完全理智的、一丝不苟的手工劳作。在这里不需要也不允许你有其他“非分之想”。因此，理性绘画对于人性的介入通常是排斥的。非理性绘画在各个方面的要求正好与理性绘画相反。它要求作画者在主题、形式、方法各个方面开拓更广阔的想象空间，通常要求人性的彻底介入而对于理性则排斥得越干净越好。我们有时在公园里散步，会看到许多乔木被人们用理智修剪成各种几何体形状，这是人类在用理智修改自然。作为特定环境的特殊需要，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人们若将著名自然风景保护区九寨沟的所有树木也修剪成各种几何形体，这还能不能叫做九寨沟？这是举一例子。说明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区别。举一反三，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东西。练功时要非常理性，以解其所以然。创作时要非常忘情，从忘其所以然中而摘得真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