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是制礼作乐的朝代，也是礼崩乐坏的朝代；有嫡长继承的确立，也存在废嫡立庶的僭越。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平王东迁，王纲不振，礼法本是固定的，但人们却随着自己的意志左右礼法。可见，时代在变、人心在变，礼法如果不能顺应时代改变，终将被淘汰。因此，我们如果能在历史事件中发现盲点并加以修正，文化之传承仍能生生不息五千年。
中国封建继承制度能够延续千年之久，根本在于经济关系的变化。原始社会，众人要共同劳动、生活，劳动的工具制作不易，需要留给后人使用，因而产生继承关系的萌芽，接着带来财富的累积和增加；又因为婚姻关系的出现，财产的分配与转移，慢慢建立起有关继承的制度。
拥有共同祖先的宗族，往往出于祭祀祖先、维持族内秩序、抵御外来威胁等需要，常聚集讨论共同的事务、权利与义务，因而开始区分大宗、小宗与各自的等级关系。在平民阶层以上的贵族乃至王族，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设计出政治身份世袭与财富分配继承之制度。
平王东迁画像
我们都知道，历史与文化，都是围绕“人”为中心而传承不息的，因此不论君臣对立、嫡庶争夺、后宫斗争、国家交锋，皆多起于“人”。人心的变动难测，亦为继承制度增加了更多元的变数。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嫡长继承体制笼罩下的春秋时期，嫡子时常不能被顺利册立、太子继承君位时有不安，最大的原因是“人祸”。
嫡长子制度本身的弊端
在传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也要求君主能够驾驭政局、处事明智，而这就对封建君主的德行、才能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遗憾的是，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未必能产生一位胜任的君主。因此嫡长子的身份并不意味着此人的德行和才能高于其他王储，当其他王储所显示的才能高于嫡长子时，就容易产生嫡庶之争。
嫡长子与其他手足之间存在双重关系：分封之前，在血缘上有兄弟关系；分封之后，在政治上产生了君臣关系。于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产生宗法等级，除了平民百姓之外，全国的贵族或官吏系统以分封为根基，建立起一个以周天子为圆心的宗法系统。
周公是“礼法”的创始人
西周统治者利用无法改变的“血缘关系”作为基础，确立宗法制度的不可推翻性。因此，不仅可以用“血缘关系”来维护政治关系、建立社会制度，也可以名正言顺地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财产继承。更重要的是，这种手段可以保证分封制得以顺利推行和稳定实施。
宗法虽然确立了一个制度，可供人们依循，但法外仍存有情理。众所周知，嫡长继承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一夫多妻制”产物，在父亲与嫡长子、父亲与其他子的关系之间，有严重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性。
嫡长子一般都会得到父亲的刻意栽培，享有各种特权；相对于嫡长子来说，其他儿子都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嫡子与庶子之间，往往因为其地位最终决定了其人格。
一方面，民间对于“妾“所生的孩子往往带有歧视的眼光，因此庶子心中自然会滋生不满与妒恨的情绪；另一方面，宠溺的环境容易让嫡子养成独断的性格，尤其当嫡子的智力、能力、修养不足时，往往无法顺利承担统领宗族之大任。此为嫡长子制度本身的弊端，也是导致嫡长子无法顺利继位的主观原因。
政治婚姻与后妃的影响
太子的废立与后妃的废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虽然王后的儿子在继承上有优先权，但得宠的妃子经常向君主吹“枕边风”，以图让自己的儿子继承君位；或者因为受宠妃子色衰失宠，君主另择太子的例子也相当常见；如果触怒君主，太子被废为庶人，甚至赐死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君主“后宫佳丽”的制度，在继承方面，明显存在着隐患：为了继承君主身后的财产，或保有现存的地位，诸妻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纠纷，并且带来诸子间的争夺，导致家族内部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