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肾移植手术，这位母亲担心自己和儿子都太瘦了，“贫血，营养不良”。
小雪去世当晚，魏萍一直坐在她床前，攥着她的手流泪，小声试图跟她说话。小雪当时已经陷入了浅昏迷状态，却也一直在流泪。
医院通知了当地红十字会，以及接受捐赠的两家机构。从南充赶来的爱迪眼科的医生看到，这位母亲正在填写申请表。
由于小雪罹患的是头颈部相关的肿瘤，他们征得魏萍的同意，采取了摘取全眼的方式，以方便后续检测。
捐献女儿遗体的事上了新闻，突然间，魏萍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网络中。电视台和网站的记者也给她打来电话，这有点吓到了她。
“没想到搞这么大，有点内疚，好像我在利用女儿似的。”她抓起手机翻翻微信，里面有各种媒体来联系她的留言，看几眼又放下，反复几次。
最终，她带着些许惶恐的神色感慨：“都有点后悔了。”
她一直惦记着女儿的眼角膜，想知道是不是有人用了。红十字会的人告知过她，捐献遵从双盲原则，受助者的信息不能告诉她，但如果移植成功，对方承诺会通知她。目前，小雪的眼角膜还在检测阶段。
这个姑娘成绩一直很好，梦想是考上浙江大学，将来当心理医生。魏萍抱着一丝期望，她盼着那个接过了小雪视力的人，或许会去浙江，帮小雪看一眼校园。
来源：中国青年报
那阵子她总是哭，大多数时候要躲着两个孩子。她想跟人说说话，但这样的发泄也不得不克制，“谁愿意总听这个呢”。她会躺在医院病房的折叠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压着嗓子哭。哭完就爬起来，继续照顾两个生病的孩子。
“我原本很乐观，爱唱歌爱跳舞。”这个佤族女人坐在儿子的病床前，咬着指甲发呆。一份又一份重担接连砸在她肩上，拍摄网络短视频成为她发泄的一种方式。在镜头下，她压低声音啜泣着。进度条十几秒，从头拖到尾，没有倾诉也没有嚎啕，只有小声的啜泣。她发现隔着屏幕、面对陌生人的自我袒露，对她的情绪缓解是有效的，一条又一条安慰的留言，也让她感觉好些。
“要不然我早就疯了吧？”她低声自问。
魏萍尽量维持着肩上扛着的生活的尊严。她在病区盥洗室的大水池，把衣服搓洗得干干净净，晾在楼道的窗户前。有时她回乡下家里办事、取东西，穿脏了白色的旅游鞋，回到医院一定会重新把鞋子刷成雪白。没法洗澡，她就用毛巾擦洗。她仍然保持化妆的习惯，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
病床下面放着一双粉色高跟鞋，是她去年买的，花了50多元，但她几乎没有机会穿。
医院给患者家属提供了陪床用的折叠床，魏萍算了算，这一年多，自己有超过一半的夜晚，睡在这张金属骨架的硬橡胶板子上，睡得腰酸背痛。实在受不住了，她就跟孩子在病床上挤一挤。
其他病床偶尔会空出来，她可以去蹭一宿。但更多时候，无论是肿瘤病区还是肾病区，所有的住院病房都安置得满满当当，甚至得在过道里加床。
魏萍通常陪在情形更糟的女儿身边。孩子们的姑姑赶来，照顾了小伟一个多月。小伟和小雪兄妹俩隔着那座小花园，有一阵子，谁都没法去看谁。小伟每天跟妹妹视频聊天，确认小雪的情况。后来他好一点了，能下地了，就穿过小花园，走到妹妹的病床前，握住她的手。
“吃早点了吗？”早上，魏萍给儿子打电话。
“吃了，你呢?”
“吃了。”
实际上，两个人谁都没有吃。他们的银行卡上已经没有任何积蓄了，当时吃饭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身边或网络零星的捐赠。
“我已经没钱吃饭了。”她曾在电话里跟朋友苦笑着说，被病区的护士听到了。
即便是在见惯了生死与苦难的肿瘤病房里，魏萍一家人的遭遇，仍然让医护人员感到心酸，他们在科室的工作群里募捐了5000多元。几天后，肾病区的医护人员也发起了同样的募捐。
魏萍把包着这些捐款的纸仔细收好，放进挎包里。
一位负责照顾小雪的护士，回忆着自己入职以来接触过的重症患者及其家庭。年老的、年轻的，比小雪更小的也有，但是像这家人一样，一家四口有3个重症患者、其中两人去世的家庭，是“头一次见到”。她甚至主动在网上找到当地媒体的联系方式，给对方发邮件，想帮小雪和小伟争取更多人的帮助。
